中国古代书法史上，三希堂和《三希堂法帖》是清代书法史所无法回避的话题。从“三希”收藏开始并最终扩大到乾隆朝内府《三希堂法帖》的編修和作品的保存、传承，三希堂已经成为清代内府书画庋藏历史中重要的篇章。
说起三希堂，就得先提一提乾隆皇帝。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年号乾隆，在位60年。乾隆皇帝可能是中国历代帝王中对书画最痴迷，可却天赋最低的一个了。历史上的书画皇帝不多，但是不论是李唐太宗李世民，还是南唐后主李煜，抑或是北宋徽宗赵佶，乃至于朱明宣宗朱瞻基，与这些书画有名于历史的帝王相比，乾隆皇帝书画兴趣最高，可造诣却最低，尤其是他的书法，线条柔媚，笔力孱弱，实在不入格调。可因为他高居龙椅，却可以以孤家寡人的身份在内府收藏的那么多历代珍品名作上乱题跋。因此，今天我们见到的很多作品都有乾隆破坏性的题字。这段历史，早已在中国古代书画史上闻名，这里我们就不展开了。
乾隆虽然在书画艺术上的造诣不高，但他却是一个十足的书画爱好者，这一点相信也是没有争议的。当然，他对于书画艺术的兴趣，只不过是他对于传统中国艺术喜好的一个小方面，我们知道，乾隆时期清代的官窑也烧出很多瓷器精品，尤其是那些仿古力作格调还是可圈可点的。
对艺术痴迷的皇帝，必然痴迷于艺术品的收集。上有所好，下必甚之，因为乾隆对于书画的痴迷，他的大小臣工们也会以书画为礼物，进贡上来，以博得帝王的好感。清代入关以后，其内府就继承了中原王朝内府收集并庋藏书画艺术品的文化习惯，康熙以降，比至乾隆，清代内府庋藏的书画作品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前朝之搜集，名家之遗作，民间之收藏，大多为内府获得。乾隆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导演的角色，这固然与中原王朝对书画收集的文化传统有关，但乾隆的文化追求和对书画艺术的痴迷，想必也是促成这一现象的最主要推动力。
但是，正如前文所介绍的那样，乾隆皇帝虽然痴迷书画，可本身资质不高，天赋极差。至于他作品的艺术表现我们姑且不谈，就是从书画收藏所需要的眼力，这么一位自我标榜艺术修养极高的乾隆皇帝，实际上也老犯低级错误。
最著名的故事当是关于真假《富春山居图》的判定。乾隆将一幅假的《富春山居图》当成真迹，并一再题跋。直到后来真迹出现，乾隆才知道自己此前眼力的拙劣。当然，幸亏此前赝品被乾隆毁坏性题跋，才使得真迹出现之后免遭乾隆题跋的破坏。
三希堂的情况也与《富春山居图》类似。“三希堂”之“三希”主要是指乾隆庋藏于此并极其喜爱的三件书画作品——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这三件作品是乾隆最喜爱的三件书法作品，只不过，三件珍稀作品中，除了王珣的《伯远帖》之外，其他大王、小王的作品都是赝品。
《快雪时晴帖》纸本墨迹。纵23厘米，横14.8厘米，4行，28字，是王羲之所写的一封手札，主要写了自己在大雪初晴时的愉快心情及对亲朋的问候，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下为快雪时晴帖）
不过这幅作品历来存在争议。比如，作品结尾的“山阴张侯”四字。这四字与正文内容笔法不同，目前吃不准究竟是临摹者自己写的落款，还是收信人的姓名。不过，就从正文内容笔法不同的情况来看，应该不是王羲之的笔迹。当然，我们都知道，现存的所有王羲之法书墨迹都是摹本，这幅作品也是如此。或以为是唐人摹本。可即便退一步将此作定为唐代人摹本，这幅作品也不算是唐代摹本中的佳品。
那么乾隆皇帝为什么固执地喜爱这幅赝品呢？或许，乾隆并不是喜欢《快雪时晴帖》本身，而是喜欢作品后面赵孟的题跋。张伯驹先生在他的《云烟过眼》中提到这幅作品时说：“乾隆最重赵字，视为真迹，毕一生之力临仿此帖。”这么说乾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毕竟赵孟书法影响了明代的董其昌，而乾隆则是董其昌忠实的拥趸。因为乾隆对董其昌的喜爱和痴迷，疯狂地认为《兰亭序张金界奴本》是虞世南的作品，只是因为董其昌将之定为虞世南的作品；再比如，依旧是因为乾隆痴迷董其昌，所以，固执地认为《兰亭八柱帖》中的《兰亭诗》就是柳公权的作品。这还不算，乾隆一生在《兰亭诗》的临写和创作上不遗余力。当然，《兰亭诗》根本与柳公权没多少关系，可乾隆之所以这么痴迷赝品，想必跟他那不理智的艺术领域个人崇拜有很大关系。（下为兰亭诗局部）
《中秋帖》在宋徽宗宣和时期《宣和书谱》中已有著录，名为《十二月帖》。这也是存在争议比较多的一幅作品，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将此帖归入米芾名下，而不再作为王献之书法作品进行介绍。（下为中秋帖）
此作行书写成，行书3列，共22字。笔势连贯，用笔外拓，具有王献之书法奇峻奔放的特点。王献之是王羲之第七子，也是最小的一个儿子。在王羲之成为“书圣”之前，王献之书法一直凌驾于其父之上。这种情况一直到南朝梁朝，崇子抑父的情况才为梁武帝所改变。而实际上，王献之书法一改父亲内敛而朴素的用笔，渐趋华美而奔放的风格，用笔连绵不绝，笔势外拓，实际是远超父亲书法境界。
米芾是宋代著名的书家，以鉴定和善于临摹魏晋人书作而著名。米芾手上功夫相当了得，因为用功于晋人墨迹最勤，因此，他所临摹两晋墨迹时常能够以假乱真。加之他本人就是收藏、鉴定领域的大家，他口中若说收到二王真迹，怕是没多少人敢提反对意见。《兰亭八柱帖》第二的褚遂良本，大抵上就是这种情况。《中秋帖》书法古厚，墨色生动，但却“大似肥婢”，不如王献之精神，也是本假货。
三希堂之中唯有王珣的《伯远帖》是存世真迹。王珣是琅琊王氏后人，是王羲之的侄子，是王导、王洽的直系后人。虽然，王珣来路明确，但是他在魏晋时期最多属于三、四流书家，完全不比王羲之、王献之有名。不过他的《伯远帖》却是现存唯一一份东晋书法真迹。从这点上说，倒是很不容易的。但论书法价值，《伯远帖》远在二王书法之下，实际价值，怕也没有乾隆所鼓吹的那般。
关于三希堂和“三希”的介绍文字很多，这里我就不抄书再多做介绍了。接下来，我想讲讲关于“三希”中《中秋帖》和《伯远帖》流传有关的故事：
《快雪时晴帖》现藏台北故宫，《中秋帖》和《伯远帖》藏北京故宫。之所以“三希”藏于兩岸，这与民国时期一段历史有相当大的关系。末代皇帝溥仪逊位后，陆续将故宫所藏书画作品偷运出宫不少，这其中就包括《中秋帖》和《伯远帖》。此后，这两幅作品被溥仪在天津张园卖了出去，继而被郭葆昌购入。《快雪时晴帖》藏于故宫博物院，而另两帖已流落民间，“三希”已经不够完整。
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先生听闻郭葆昌手中有这两幅名作，生怕郭葆昌以之牟利，而致使国宝流失海外。于是，张先生便与郭葆昌取得联系，希望购入两幅作品，但是，因为卢沟桥事变爆发，北京情况危险，双方的交易也被迫中断。此后，北京沦陷，日本人占领了北京。郭葆昌虽然病逝，但是这两幅作品依旧藏于郭家人手中，没有流失海外。
待到抗战结束，张先生打听作品下落，发现作品仍然在郭家，便再次要求购买。郭家人开价一千两*金，价格过高，交易又一次流产。不久，宋子文来到北京视察，郭葆昌儿子郭昭俊经过朱桂莘介绍与宋子文见面，并以这两幅作品作为礼物送与宋子文。名义上，两幅作品收归国有，入北京故宫收藏。而实际上，作品藏于宋子文，成为私人藏品了。
消息很快走漏，一年后，上海《新民晚报》披露这次交易，一时间舆论纷纷，宋子文畏惧，便将作品又还给了郭家。郭葆昌儿子郭昭俊依旧待价而沽，随时准备将作品卖给价格合适的卖家。只不过，不多久，解放战争爆发，郭昭俊带着作品从北京逃往上海，此后辗转香港去了台湾，此时的他仍不准备将作品交给国家，仍打算将之变卖。作品就此离开了大陆，似乎再也无缘祖国了。
然而，两幅国宝一直握在郭昭俊手里，没有卖出去。后来，郭昭俊居香港，将之抵押给了某英国银行。周总理批示并支持北京故宫博物院从香港将之重金购回，至此，两件珍贵的国宝作品才最终回国，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但是，《快雪时晴帖》依旧藏于台北，这“三希”重新聚首真不知得到何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