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说过：“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
西汉时期的社会因素正是佞幸发展的温床，映射出这个时期在*治、经济、思想等各个方面的一个发展变化。
统治思想的变化
自秦到西汉共有三次统治思想的变迁，分别为法家思想、*老无为思想、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思想。对于秦汉时期统治思想的不断变化，金春峰先生则认为：“从秦汉思想的发展看，从法家思想经过*老到董仲舒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辨证发展过程。”
统治思想的不断变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不同的统治思想对于佞幸的存在和发展有着大相径庭的态度。
法家思想
秦朝盛行法家思想，“万事皆决于法”，法家思想的实质和作用，金春峰先生认为：法家思想从先秦商鞅、韩非正式形成一个派别以来，经过几百年的时间，体现它的*策和具体*治实践是随着情况不断改变和发展的。
但它作为指导思想的基本要点是没有改变的：废德尚力，否定文化教育的作用；峻法严刑，以虐戾为俗；尚功实，求富国强兵；尊主卑臣等等。
所以，法家思想的性质在某种程度上就决定了它极其反对佞幸参与*治。首先，佞幸作为臣子受到君主的特别宠幸，与君主保持超亲密的关系，法家思想极力反对这种君臣关系。
韩非子强调过分宠信近臣的危害性：“千乘之君无备，必有百乘之臣在侧······是以奸臣蕃息，主道衰亡。”
为维护君主权威，君主必须大权独揽，对待任何臣子都不能过分宠信，过分宠信臣子使其掌权容易危害君主地位，造成上下颠倒，主臣易位。
在法家思想的指导下，君臣关系应以利益为纽带，以权术为威慑的上下关系，不应有亲近信任的脉脉温情。
君主对臣下应用权术加以操控，用暴力和刑罚加以威慑，正如韩非子所言：“任人以事······无所任而不败。”其次，法家思想讲求法律的公正性，不应有大臣脱离于法律范畴之外，还要严刑峻法以杜绝奸邪。
如商君有言：“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乱上制者，罪死不赦。”韩而佞幸往往依仗君主宠幸而无视法律的严肃性，违法犯禁之事不绝，君主出于私心又不忍加以惩处，这必然破坏法律的公正性，违背法家公平执法思想。
商鞅对君主纵容宠臣违法之事做出警告：“君臣释法任私必乱，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则治。”
再次，法家思想讲求“耕战之策”，所谓“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只有在耕战方面对国家有益之人方可受赏，对国家无用之人应当清理。
韩非子认为：“夫明王治国之*，使其工商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佞幸以奉迎君主来获得官爵富贵，对国家发展没有实质性帮助。这不符合秦朝长期以来所注重的“耕战”国策，佞幸显然被划分到“游食之民”之类。
若人人都仿效佞幸般巧言令色、奉承事君而得官爵，则必然出现“故农战之民日寡而游食者愈众，则国乱而地削，兵弱而主卑。”
对于那些为国耕战之人的积极性也是一种打击。所以，佞幸在法家思想统治下难以有生存的理论依据，韩非子在《八奸》一文中将佞幸列为危害国家的八奸之一，称为“在旁”。
佞幸群体被法家思想认为是国家蛀虫必须予以清除。
*老思想
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恰恰相反，正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老思想在汉初成为统治思想不是偶然，因为秦朝实行法家高压*策，沉重的徭役赋税和严酷的刑罚使得天下百姓苦不堪，农民起义使得强大的秦王朝土崩瓦解。
而且，长期的战争也使得社会经济残破，人口减少。鉴于秦灭亡的教训和社会现实的考虑，汉初一改法家的高压思想，改用清净无为的*老思想治国理*。
南宋学者钱时认为汉初之时：“脱暴秦水火之中，出百战干戈之后······此‘清净宁壹’所以歌也。”
*老思想的盛行则一度为佞幸提供发展的时机。自战国到汉初，许多知识分子对秦王朝重利轻义、耗竭民力、法网严密等法家*策提出批判。鲁仲连称秦为“弃礼义而尚功首之国”
《淮南子·要略》描写秦国风俗为“贪狠强力，寡义而趋利”汉宣帝时，路温舒上书指出：“秦之时，羞文学······正言者谓之诽谤，遏过者谓之妖言。”陆贾更认为秦的灭亡在于“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天下逾炽······刑罚太极故也。”
这些言论无不是批判秦王朝抛弃礼仪教化，以强横的法家思想治理天下，这是导致秦速亡的重要原因。
汉初以*老思想治国，则有意识地避开这些问题。坚持休养生息、宽刑省法的*策，国家不再妄动干戈，发展生产，养民富民。如曹参为相，萧规曹随，不做丝毫改动；吕后遭到冒顿单于的书信侮辱，却也没有因怒发兵，继续和亲；在刑罚上，汉初逐渐废除许多酷刑，如惠帝四年（前）“除挟书律”，张晏注曰：“秦律敢有挟书者族。”
这些*策旨在贯彻*老思想，正如老子所言：“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同样，*老思想指导下的*治环境给佞幸群体提供较为宽松的*治温床，使之能名正言顺地对皇帝谄媚而获得宠信，同时拥有更多的机会进入朝廷，参与*治。
*老思想指导下的无为而治、宽刑省法等*策为佞幸、官僚、贵族等大开方便之门，使得他们不必处处为法律所掣肘，即使犯罪，受到的惩处也不会很重。
王夫之对此评价道：“秦以苛严，汉之简略，相激相反。”如田叔担任鲁相，当地人民状告鲁王掠夺财物，田叔不仅没有受理，反而将状告的首脑人物各笞五十，并责备他们：“王非汝主邪？何敢自言主！”
这种对上层贵族宽松的*治环境，对佞幸群体而言最合适不过，佞幸以口舌行谄媚之事，依仗宠幸而肆无忌惮，违法逾制之事亦是不少。
若是在法网严密的秦朝自然举步维艰，难以生存，但在盛行*老思想的汉初正是其生存发展的大好时机。
董仲舒与儒学思想
西汉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便是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西汉王朝以儒学代替*老之学成为正统思想，又通过兴太学、察举取士等*策使儒学同仕途相联系。
儒家思想同选官制度结合进一步巩固儒学的独尊地位。实际上，先秦儒学对于君臣关系的描述是平等和双向的。如孟子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则臣视君如寇仇。”
臣子对待君主的态度，没有无原则的绝对服从，保持独立的人格尊严，更不会阿谀奉迎君主。
但对君主的知遇之恩往往会以生命报答，如果遭受君主的粗暴对待也会抽身离去。如晋国的豫让为报智伯的知遇之恩连续刺杀赵襄子，赵襄子责问豫让以前做过范氏和中行氏的家臣为何不为他们尽忠。
先秦儒家所倡导的君臣关系，双方往往都能受益。臣子得到人格尊重，能够慷慨直言，对待君主的错误也不会视而不见。
但也只有在春秋战国这种君权相对薄弱的时代，相对平等的君臣关系才有可能出现。随着秦汉大一统王朝的建立，专制主义皇权不断加强，先秦儒家所描述的君臣关系一去不复返。
徐复观先生认为董仲舒儒学思想与先秦儒学在君臣关系上有所改变：孔子心目中的伦理，尤其是君臣的关系，乃是相对的关系，所以仲舒对此，也不能不加以接受；但把尊卑贵贱，和价值的判断，连接在一起的绝对性的观念，在这一部分已见其端倪。
再者，董仲舒的儒学思想极力渲染君权至上，这为佞幸行为提供理论依据。董氏思想的核心在于“天人感应”学说，董仲舒利用神学思想将皇帝塑造为上天之子，统治天下是上天的选择，对皇帝的崇敬就是对上天的崇敬，违背反抗皇帝便是对上天的亵渎。
从世界观的角度来高度神化皇权，将皇帝彻底摆在一个供人瞻仰朝拜的神圣地位。正所谓“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虽谓受命于天亦可。”
而且，董仲舒“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的三纲五常理论更被确立为人民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
在董仲舒的儒学思想体系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伦理纲常是亘古不变的真理，而效忠皇帝又是一切伦理关系中的第一要务。忠君思想成为士人阶层必须具有的精神理念。
徐复观先生对“三纲五常”思想的弊端评价道：“后世的暴君顽父恶夫，对臣子妻之压制，皆援三纲之说以自固自饰，且成为维护专制体制，封建制度的护符，而其端实自仲舒发之。”
正因如此，董仲舒所改造的儒家思想为佞幸的存在和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既然皇帝代表上天，那么佞幸群体对皇帝奉迎谄媚也只是在尽他们的忠心，这样并没有什么不对。
况且皇帝本人从内心相信佞幸是对其最忠诚的臣子，如邓通为文帝吮痈，文帝感慨邓通是天下最爱他的人。
于是皇权成为佞幸最稳固的保护伞，在儒家“君权神授”的思想下，对于佞幸的挑战，就是对于皇权的挑战，这是违背伦理纲常的。
虽然士大夫阶层不耻于佞幸的奉迎行为，却也无可奈何，因为佞幸是皇权的附庸。只要儒家思想维护君主的无上权威性，那佞幸群体也能随之得到保护而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