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各位朋友，是否被上面这冷冰冰的官方标题楞住了，其实，“出版社社长”是“盗世欺名”。那只是我以“Cnq工作室”（Cnq我名字简称）为名的陋室工作间，借此机会把我多年来为朋友们“出版”一些书籍、画册的“业绩”作个总结，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愉悦与“成就感”。
说起我这个“出版社”是个没有营业执照的“地下工厂”，不过并不违法，因为我不营利，只收取纸、墨等材料费，出版的书籍也未标价出售。我挣取的是“快乐”和“点赞”。至于冠名“孤家寡人”是因为全“社”社长、编辑、操作工、送货员均集于我一身。我一人完成从编辑、排版、封面设计、打印、装订、裁切直至装箱、送货到家全部程序。每当一笔“业务”完成，我骑着电动车把新书送达朋友，看到朋友手捧着自己著作喜悦的表情时，我真是心花怒放了。
更为“自豪”的是，我的“出版社”是“全能”的：诗文、音乐、书画、影集均有“出版”，无论外观，还是质量，吹点牛说，毫不逊色于正式出版社。其实，这也并不完全是我的能耐，除了我有一点点文学底子，学过一点点美术、装潢设计外，主要还是靠当今的高科技——电脑等软硬件技术，想干什么就用什么设备，找什么软件，敲敲键盘，动动鼠标一切都解决了。
当然，我这“印刷厂”设备是不健全的，但难不倒爱耍小聪明的我，稍稍动点脑筋，制作一些小工具，边试验、边改进，也就一点点形成了可操作的工艺流程，再加上不保守的思想和与时俱进的精神，不断在网上探索新东西，印刷制作技术自然就得到一次次飞跃式提升。
上面吹了不少牛，那就说点实在的吧。
我的电脑“工作室”虽已“经营”二十多年，但为朋友出书还真就是到上海才开始的。之前我更热衷于摄影、摄像，PS照片、编辑制作DVD等。后来，整理了自己的诗作，试验性的“出版”了一本诗集，那毫不费力的成功，令我喜不自禁。我觉得既然可以愉悦自己，那也一定可以快乐他人。于是，一个大胆的策划就形成了。
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些爱好文学、音乐、书画、摄影的人，安度晚年却不甘寂寞，写写画画，如能成书，留作纪念或送朋友分享，那是一大乐事。但找正式出版社、印刷厂，不仅费用巨大，而且印数也少不了（卖不出，送给谁）。可做这些事对我来说却是一种乐趣，为朋友去做，更是“赠人玫瑰，留有余香”的一份享受，又何乐而不为呢！
到上海后，特别是加入到联洋文学沙龙，结识了许多爱好文艺的朋友，他们不仅才华横溢，而且勤于笔耕。于是，我发现了“商机”，就进行了宣传，主动“招揽业务”。
哈哈，还真有市场，很快，一位老革命的回忆录，一位音乐教授的合唱理论教材，一位山东画家的国画技法，三种不同类型的著作开启了我的全方位的“出版”工作。我购置了设备和一些应用软件，边学边制作，按个人需求，要多少本，就做多少本。
最大的市场还是在人才济济的联洋文学沙龙，什么诗词、自由诗、杂文、歌曲、画册、影集，甚至家谱等等“单子”接连不断汇聚到我工作室，令我的陋室时时都沉浸在朝霞般的夕阳红氛围之中。对于每单“业务”，我一行行很认真地编辑，每本书的封面，都要设计多种样式，让“客户”挑选，提出意见，修改至满意。
细细算来，这十多年，包括我本人的几本书，一共“出版”了四十七种，大约有六、七千册。有个人的，也有团队的，有外地亲友的，大部分是上海朋友及朋友的朋友的。其中蒋千里先生夫妇的最多，每年一本（册）诗文集，一共十本，两千余册。
每当朋友收到书时道一声“谢谢”，说一声“辛苦了”，我就会调侃地回一句：不“心”苦，是“命”苦。说得一点不假，我命中就是不能得闲，没事干就难受（干家务更难受）。朋友给我事干，就是给我送快乐。而出书的快乐远不止有事干这一点，更多的是在编辑过程，从字里行间，浓墨淡彩中了解了不同的人生，不同的精彩，无形中获益非浅。有时和“客户”朋友探讨一些是否要修改的问题时更是进行着一次知识的交流。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对孟宪纾教授几篇文章斗胆提出删改意见进行的讨论，最后他部分接受了我的意见。我受宠若惊，不仅提高了自己的认知，而且从孟教授谦逊、认真、谈吐分析中窥探到了他为人的精髓。这难道不是最大的快乐吗。
当然，在获取快乐时也会有遗憾和惋惜。如文学沙龙的才女孙兰香，年我为她出过一本诗集《岁月如歌》，早就该出第二本了，没想到，未入古稀的她就突然离去，我懊悔不已。*妙法老哥幸运一点。他在沙龙写诗是最活跃的，耄耋之年仙逝。生前我答应为其出书，有幸他女儿整理了他的遗作，他在天堂可以看到自己的《妙法诗汇》了。对蒋千里夫妇我虽有惋惜但无遗憾。他的最后一本诗集是在年末托付我的，19年春节我在北京，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