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室町幕府时期，第三代将*足利义满（—）对中国文化十分倾慕，出于贸易的需要，也希望与明朝建立外交。他在应永八年（）和应永十年（）两次起草了国书送至明朝，第一次由于建文帝被永乐帝篡夺帝位，第二次，足利义满送去以“日本国王臣源”为抬头的国书和特产，日本与明朝才得以建交。与此同时，永乐帝给予足利义满冠服和锦绮，“日本国王之印”的金印和勘合符等。
勘合符
木印
《明史·日本传》：永乐初，诏日本十年一贡。人止二百，船止二艘，不得携*器，违者以寇论。
勘合符是用来区别伪使的，因此当时的贸易也称为勘合贸易。在日本复原的勘合符中，有两个本字一号和半印，是在宁波市舶司根据底簿勘合一次，再到礼部勘合一次，其后还有日本国王之印和礼部之印。另外，年明成祖赐给的敕书和册封时的云龙鎗金印箱被保留，金印遗失，日本方面用樱花木印代替，是为萝卜章。
不过，足利义满接受册封，在日本本土应是具有一定的压力的。因此，在负责记录朝廷事务的壬生官务家小槻氏的《宋朝僧捧返牒记》中所载的年册封仪式，基本按照日本的方式来进行。日方出席了十名公卿、十名僧侣和十二个随从，全是足利义满的心腹，他当着明朝使节焚香跪拜，接了诏书金印。但没有日本皇族和幕府武家，可见义满并不想让此事广为人知。
足利义满像，京都金阁寺藏
朝贡贸易实行之后，幕府约束了沿海的倭寇。其实足利义满并没有严格遵守十年一贡的规定，他在年，年，年连续派遣了遣明船去中国贸易，中国也没有拒绝。日本卖出刀剑、铜矿、扇子、屏风、漆器等，然后从中国输入丝布、药材、瓷器、书画、铜钱等，而足利幕府的“唐物”收藏，主要是中国的绘画、陶瓷和文具等，对室町时代的北山文化和东山文化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足利义满在京都的北山区的北山第山庄进行改建，建立北山殿，将核心建筑舍利殿作为自己修禅的场所（又名金阁寺，后名鹿苑寺），收藏珍贵的舶来品。可惜昭和25年（），舍利殿因为一名21岁的见习僧人林承贤因为精神问题，放火而完全烧毁（金阁寺放火事件），放在殿中供奉的经书、足利义満木像、观音菩萨像等也一同化为灰烬。今日我们所看到的舍利殿是昭和30年（年）时依照原样重新修复建造的，昭和62年（年）全殿外壁的金箔装饰皆全面换新，成为目前的状态。
衬托著红色秋枫的金阁寺主要建物，舍利殿
原舍利殿烧毁的样子
足利义满在用唐物装饰北山殿之后，就迎接后小松天皇进行北山殿行幸，根据《北山殿行幸记》的记载，当时的房间里放着中国画，屏风，花瓶，香炉之类，体现出足利义满的身份。足利义满的孙子，第八代将*足利义*（—）在京都东山建立了东山殿，也就是银阁寺（慈照寺），和金阁寺遥相呼应。建筑的风格受到禅宗文化的影响，显示出简朴和幽玄的气质，成为“东山文化”的象征。足利义满和足利义*的“北山文化”和“东山文化”，共同组成了“室町文化”的两大主流。
银阁寺
传足利义*像，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唐物成为室内的装饰，深入贵族阶层，随之也出现了以“阿弥”为号的“同朋众”，也就是随侍在将*身边的文艺鉴赏者。这些人大多有一技之长，如茶、香、花、能等，如今被视为典型日本文化传统的形成，都与这些“同朋众”密不可分。
当时这些人当中，以“三阿弥”最为知名，也就是能阿弥（—），其子艺阿弥（—）和相阿弥（不详—）。他们的任务是“唐物奉行”，就是管理中国文物的典藏、展示、鉴定和评价。足利义*让能阿弥编撰将*幕府藏品目录《御物御画目录》，以及《君台观左右账记》。他的收藏后来被称为“东山御物”，“御物”是指天子所用之物，到了室町幕府时期，幕府将*的收藏也被称为“御物”。而后“东山御物”又称历代足利将*所收藏的宝物，可以理解为权力者的收藏。在中日美术交流史上，这可看做是自遣唐使的时代之后，中国美术第二次大规模地流入日本。现在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的《御物御画目录》是一个抄本，它分项记录了约90幅绘画及各自的画题、笔者名、赞者名的咨询。
御物御画目录，17.7×.21，卷，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另一件是与东山御物相关的《君台观左右账记》。君，就是君主，台观，是居室，左右账，就是室内装饰品的账面。《君台观左右账记》现存很多写本，以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大永三年德川家传来本，永禄二年（）东北大学附属图书馆本，永禄三年（）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本最为人知。
君台观左右账记内页古典保存会
《君台观左右账记》的内容分三个部分。首先是将中国画家以品第方式进行著录，第二为室町时代室内装饰的解说，第三是室町时期器物之解说，尤其是茶器。其中的中国画人录，以上中下品进行分类，共计人。最早自三国时代，跨度到宋元之际，书写形式记载朝代，人名，画类专长。如“吴，曹弗兴，吴兴人，佛像与龙长。”其中以宋元画家为主，包括宋徽宗，李公麟，李成，郭熙，徐熙，赵昌等等，尤其是牧溪，玉涧，梁楷，马公显，李迪，夏圭，马远，马麟等南宋画家和禅画家都记载在目。
君台观左右账记页3帝室博物馆
同时，《御物御画目录》中也记载牧溪的画作幅，梁楷27幅，马远17件，夏圭11件，徽宗10件，李公麟9件，玉涧9件，可见日本的室内装饰以南宋禅画的趣味为主要之倾向。此外，在足利义满的藏画，盖有“天山”“道有”印，足利义满（—）之子，足利义教盖有“杂华室”印，这是他在宅邸室町殿中禅室的名字，还有“善阿”印，有人认为是足利义满的随从善阿弥管理的幕府“善阿仓”之名，这些藏画应是“东山御物”的基础。再如日本的国宝，牧溪的《潇湘八景图》的《渔村夕照图》，在《御物御画目录》中载为“纸横八景”。
《御物御画目录》内页
牧溪流传到日本的《潇湘八景图》，有大轴和小轴二种。传入之时，八景原为一卷，由足利义满（-）切开并重裱。大轴现存4件：《远浦归帆》（京都国立博物院）、《渔村夕照》（东京青山的根津美术馆）、《烟寺晚钟》（东京白金台的富山纪念馆明月轩）、《平沙落雁》（出光美术馆），四画皆钤有足利义满的“道有”印。另外的《山市晴岚》、《洞庭秋月》、《潇湘夜雨》和《江天暮雪》四幅去向不明。牧溪的小轴原作尚存3件，《江天暮雪图》（个人藏，并不能肯定原件是否出自大小轴）、《洞庭秋月图》（德川美术馆藏）、《潇湘夜雨图》（个人藏）。
德川幕府的第八代将*德川吉宗（—）在所撰的《有德院殿御实纪》卷十六中载，在享保十三年（），吉宗想将诸家收藏的牧溪《潇湘八景图》集齐全堂观赏，但其时《山市晴岚》和《远浦归航》已不明去向，于是吉宗将狩野典信（又名荣川，—）的《山市晴岚》和《远浦归航》摹本加入进来，凑齐了潇湘八景，第二年（）又命其摹绘其他六景画面，这套摹本现藏于根津美术馆。
这些画作的列出和收藏，体现了日本室町时代对中国画的认识。此外，当时的日本公家和武家的社交往来需要，引发了会所的规划。就如足利义满等幕府将*一样，人们在会所内举办和歌，茶会等活动，并展示从中国获得的唐物。例如足利义*的“唐物奉行”相阿弥的《东山殿御饰书》中载，八景在室内的东西壁，分两组，一组四幅悬挂，再配置香炉和茶器，这些摆设在日语的汉字中写作“座敷饰”。
座敷饰图
根据足利义满之子，6代将*足利义教时期（—）记载年十月，后花园天皇行幸足利义教的“室町殿”的《室町殿行幸御飾記》（），在室町时代流行供奉从佛具而来的“三具足”，即花瓶，燭台，香炉；客厅（书院）摆放文房用品硯屛（けんびよう），硯（すずり），筆架，水入，軸物，印籠，卦算，水瓶；隔板（違棚）还摆放茶碗，茶入，薬器，香炉，食籠等。绘画往往三幅并置，与“三具足”对应，这应也是从佛教的供奉中演变而来的。除此之外，还有四幅和八幅的绘画组合。牧溪的《潇湘八景图》，正是因为展示的需要，而被足利将*裁剪并改装成挂轴的。
再如，玉涧的《庐山图》原本为东山御物之一（足利义*之收藏），在京都广隆寺收藏之后，江户初期佐久间将监为配合茶室之布置，而裁剪分割为三段，其主段进入德川家，如今其中主段《庐山图》收藏于冈山县立美术馆，瀑布的部分为石川县个人收藏，另一段下落不明。分段之前的全图，可见于根津美术馆之摹本。在主段的部分，原本是树梢的部分，被改为山坡的延长，除了掩饰裁切的痕迹之外，也使得画面更加抽象和简洁。
玉涧，庐山图，绢本墨画，35.5X62.7cm,冈山县立美术馆。
因此，研究室町美术史的学者认为，以足利义满为首的幕府将*，不仅重视这些唐物的稀有和价值，而是根据日本的审美来选取宋元绘画，因此更重视的是文化的象征意义。例如板倉聖哲認為足利義滿對牧谿的青睞，是「繼承徽宗意識的南宋皇帝作風」，因為牧谿繼承梁楷餘緒，而梁楷曾任最高級的宮廷畫師。可翁、長谷川等伯、俵屋宗達等水墨畫大師均師法自牧谿，宛如日本的「水墨畫之父」。足利幕府控制了日明贸易，也就控制了获得唐物的渠道，并且撰写了《君台观左右账记》这样的唐物鉴定书来体现自己的文化品位。
三井紀念美術館：“五六百年前足立將軍家的美術品原是庶民無緣一見的。由於餽贈，以及室町幕府崩壞，於後來的桃山時代散藏於寺社、武家、大名，或豪商手中，其中一部分不久後又回歸織田信長、豐田秀吉等掌權者所有。「東山御物」享有「古典」的崇高評價，是日本美術鑑賞的一項標準，影響所及涵蓋桃山、江戶時代，乃至現代美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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