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节MDD和CAD的多效性基因
理论上，在MDD-CAD关系中确定潜在的多效性基因的策略是非常直截了当的。我们只需选择GWA研究中确定的基因列表中的属于这两种性状的那些基因。在实践中，这是很难做到的，因为精神病学遗传学显然是落后于心脏病学和糖尿病遗传学。目前，GWA来源的MDD基因列表中只有三个基因：PCLO，GRM7和TNF。前面两个没有成为CAD风险基因，但TNF可能参与了代谢综合征的发病机制[]。当我们愿意扩大我们的MDD基因列表，纳入候选基因研究中已成功与MDD相关联的基因（即，做一个表3.2和3.3的横断面），BDNF，ADRA2A，MTHFR和WFS1将成为前面回顾的双生子研究检测的遗传多效性的进一步的潜在来源。
第十一节结论
关于遗传多效性在MDD和CAD的相关性中的作用，我们提出了来自双生子及其家庭研究的证据。作为遗传多效性基础的实际基因变异尚有待检测，但通过GWA研究进行的精神病学基因发现的持续进展无疑将在未来十年揭示许多这些基因变异。
将遗传多效性的的概念发挥到极致，人们可以说，在CAD患者中积极尝试预防和治疗抑郁症不应该是一个高度优先事项，因为他们不会改变受试者的基因型。这一论点可以在一个用行为疗法治疗抑郁症状和社交孤立的大规模随机对照试验（ENRICHD）中得到支持。但这并没有降低心肌再梗死或死亡风险[4]，虽然二次分析可能还可以修改这一总体结果[]。我想提出一个稍微不同的观点，即把遗传多效性看作是额外的一块拼图，而非一个应该取代因果关系解释的东西。所回顾的双生子研究表明一些基因变异可能影响MDD和CAD危险因素。这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机制中的一种发生：（1）增加MDD风险的基因变异通过MDD对CAD危险因素的因果效应成为CAD遗传度的一部分（因果关系）；（2）增加CAD风险的基因变异通过CAD对MDD的直接因果效应成为MDD遗传度的一部分（反向因果关系）；（3）基因变异影响那些独立增加MDD风险和CAD风险的共享危险因素（遗传多效性）。
我建议为了充分解释MDD-CAD的相关性，我们需要愿意考虑这三种机制并存的可能性。即使存在真正的多效性效应，MDD也可能影响CAD危险因素，而罹患CAD反过来又可能加重MDD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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