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川思想库研究员丨陈季冰
许多年以后，当程颐（伊川）追述熙宁、元丰、元祐年间那场围绕变法的翻云覆雨的政治斗争往事时，流露出许多怅然和自责：
“新政之改，亦是吾党争之有太过，成就今日之事，涂炭天下，亦须两分其罪可也……”
程颐回忆当时的细节时分析说，王安石最初抛出青苗法作为启动变法的试金石，他非常担心新法刚一出师便遭当头一棒，以后就更要处处受到掣肘了，因此扬言，如果青苗法都推不动，他就挂冠而去。
宋神宗当然不想失去这位自己最看重和倚重的大才，于是希望“旧党”中人能通融妥协。程颐的胞兄程颢（明道）等人领会了皇帝的心意，他们肯定王安石施政的良好用心，展现出愿意与他合作的善意姿态，王安石则亦表达了对这些反对派的正直与诚意的感激。
不料旧党中有人（如张戬，字天祺，著名理学家张载之弟）不依不饶，一意要让王安石下不来台，遂使后者大怒，拼死相搏，神宗无奈只能孤注一掷站到王安石一边……“从此党分矣”。
程颐含着明显的悔意反思道：“以今日之患观之，犹是自家不善从容。至如青苗，且放过，又且何妨？”
明道与伊川二先生不愧是新儒学一代宗师，他们不仅深明“忠恕之道”，能够“反求诸己”“正心诚意”，还具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懂得政治无非就是妥协的艺术。
实际上，与性格刻板的程颐相比，时时令人如沐春风的程颢就更加通情练达。他不仅加入过王安石专为变法而设的制置三司条例司，而且对新法中的免役法积极赞成，对青苗法也表示可以放过，如果对方也愿意接受一部分自己的主张的话。
程颐还在其他一些场合说过“新法之行，正缘吾党之士攻之太力，遂至各成党与，牢不可破”这样检讨的话。看得出来，这位被后世追奉为圣贤的伟大理学家在自己的时代已经沉痛地看到了因这场变法而起的政治斗争所导致的恶劣后果。
但程颐毕竟不是先知，纵是他也不可能预见到，历史正是在那一刻永远改变了航向。
▲位于河南省伊川县城内的二程文化园（图/图虫创意）
距今一个世纪前，日本学者内藤湖南首倡“唐宋变革”论。他认为，中国从唐代中期到宋代末年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领域都经历了一次巨大的转折，整个社会与之前有了根本性质上的不同。
这个观点现在几乎已成学界共识，今天还有很多人用“现代的拂晓时辰”来比喻宋朝。
遗憾的是，中国终究还是没有能够经由这样的“唐宋变革”率先进入现代。随着变革的深入，它的方向反而日益转入内向和静态，“现代拂晓”的曙光只稍微露了一下头就熄灭了。
下一次这样的胎动，要等到漫长的六七百年以后的晚清，而此时的西方已经在现代化道路上一骑绝尘。
肯定会有很多人认为，是异族的入侵如暴风骤雨般打断了这一波“前现代的现代化”进程。但我的观点是，这充其量只是表面的症状。正是王安石的变法和变法的全面受挫、以及对这种挫败原因的争论和反思，将中世纪的中国社会带入了一条与今人的期望截然相反的轨道。
01
这场变法所留下的政治遗产，基本上都是负面的。
王安石去世后，苏轼在奉旨撰写的《王安石赠太傅》制词中开篇便写道：“天命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
东坡比荆公小半辈，二人之间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恩怨情仇。基于这种相知、相交而又立场迥然相异的复杂关系，他对王安石的盖棺定论真可谓无比中肯。
▲王安石雕像（图/图虫创意）
历史上引起争议的人物不少，但被争议双方都心悦诚服地公认为杰出才士的争议主角却极少。王安石就是这样一个罕见特例，围绕他的争议持续了千年，时至今日依然聚讼不已。
因为他而争得意气用事、甚至割袍断义的，今天仍大有人在。然而大多数人都不会否认，王安石是一个品格无懈可击、才华千年难遇的人。
不过，经验告诉我们，这样的人性格里往往天然有着无法克服的致命缺陷。他们总是自视极高，很难认真接纳他人；他们还极为自大，很难容得下不同意见；他们说话做事又爱走极端，很容易四处树敌。
反变法的旧党人士在指责王安石时曾说，他是一个目空一切的狂人，差不多把历史上所有的先贤都批了一遍，能逃过王安石非难的大概惟有孔孟二人。虽说这显然夸大其词了，但王安石确实对自己所持的理念自信到了坚如磐石的地步。
自讨论和启动变法之始，他就毫不犹豫地把那些不同意自己观点的时人一概斥为“流俗”，以至于这个词在神宗朝成为了一个出镜率极高的专门政治术语。
但随着变法的一意强推，连文彦博、欧阳修这样早在王安石默默无闻之时就曾向朝廷大力举荐他的德高望重的前辈，都纷纷反对新法，那么即使他们真是因循守旧的“流俗”，恐怕也必须耐心正视并认真对待。哪怕仅仅是考虑到这些老一辈在政治上的巨大影响力，也不得不这么做。
这就是政治，它与写诗、做学问是截然不同的。据说王安石的江西同乡、范仲淹时代的宰相晏殊（今人之所以记得他和他的儿子晏几道，主要是因为他们都是杰出词人。欧阳修也是王安石的同乡）曾规劝他要善于接纳他人，如此才能减少政敌，赢得更多盟友。但王安石显然没有听进去，也可能他根本不屑于听进去。
这样，他就把所有人都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而他们中不少人原本完全可以成为自己的得力帮手。
皇帝倒是给了他百分之百的信赖，但他把支持他的皇帝也逼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然而，正因为皇权的敏感性，使得变法更加不可能赢得经广泛博弈之后的政治共识，它所依赖的全部政治前提都极度脆弱地系于当朝天子一身。天子换了，一切都前功尽弃。
▲宋神宗坐像（图/台北故宫博物院）
某种程度上说，对于一心一意支持他的宋神宗来说，王安石的表现也是相当不负责任的。
推行新法期间，每遇比较大的阻力和反对声音，王安石的习惯性反应就是撂挑子。我们可以善意地将这理解为一位天才人物的书生意气，但这也未尝不是他胁迫皇帝明确站队的一种策略，但这是要付出代价的。
宋神宗多次情真意切地挽留他，他曾说，他深知王安石入相绝非追逐功名爵禄，而是像自己一样，为了造福天下黎民百姓。然而自己并没有任何对不起王安石的地方，为何他却动辄就要拂袖而去？又曾说，一个人即使是与寻常朋友交往，若对方真诚待己，也当经常替对方考虑。而自己与王安石之间既有君臣大义，为何他却不肯为了自己稍稍承受一点委屈？
熙宁五年五月甲午，神宗为了挽留再一次辞相的王安石，将自己的身段放到了很低来恳求他：
“朕，顽鄙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得闻道德之说，心稍开悟。卿，朕师臣也，断不许卿出外。”
确实，“夫子自道”的王安石在神宗面前经常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态度，与皇帝有意见不合时，每每争辩至“辞色皆厉”。几乎每一次，都是比王安石年轻20多岁的宋神宗让步、迁就他。
在历来君尊臣卑的中国古代历史上，这种被朱熹赞誉为“千载一时”的君臣际遇固然让后世每一代士大夫闻之扬眉吐气，并对王安石的风骨气节仰之弥高。但从当时的政治现实来看，这也强化了对王安石“挟天子与天下为敌”的负面评价。
民间常说，“宰相肚里能撑船”，这句话简洁生动地概括了为政者必须具备的包容不同意见的气度和忍受一时误解的胸怀。王安石明显不是这样的一位宰相，虽然他“名高一时，学贯千载”，但眼里容不下一颗沙子，心里受不得半点委屈。
偏偏他最主要的反对者司马光是一个比他更加迂阔固执之人。这对政敌之间也堪称“千载一时”，他们联手制造了中国历史上最令人扼腕长叹的一场政治悲剧。
如果要编一本“如何从政”的MBA教科书的话，王安石所发动的变法几乎就是一切元素都齐全的反面教材。这既是他的责任，又不全是他的责任。
如苏轼所言，王安石归根结底是一个好的文人，但不是一个好的政治家。他长于对政治事务做单向度的理论思考，而短于驾驭权力双刃剑的实际操作；他可能具有某些罕见的人格魅力，但缺乏娴熟的政治手腕。
一件事情的结果往往并不取决于做这件事情的动机和出发点，亦即所谓“初心”。它更多地取决于推动这件事情的方法，同时也高度受制于它所处的现实社会条件，例如，反对势力有多大？它们采取了怎样的对抗策略？消极应付的情绪有多强，它们又采取了什么样的敷衍策略？还有，积极参与者中有多少是真心拥护者，有多少是投机分子？他们的行为又会使事情的性质发生怎样的变化……
很多时候，一件事情的最终结果会与发动这件事情的最初动机完全不符，甚至在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彻底走到它的反面。
完全信奉“初心”还是充分思虑“后果”，放在政治学领域，这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的区别。王安石变法之失败及其长期后果，就是韦伯这一理论的经典案例。
02
我还想进一步指出的是，除了上述这些王安石其人的个性缺陷和施政失策之外，王安石的变法，尤其是在与反变法势力的白热化斗争中，还造成很多不良政治遗产。比起程颐所看到的，这些遗产的影响绵延流传，可以说贻害了后世中国政治。
其中最重要的是，它急剧地强化了原来就一直在持续增长的中央集权趋势，并且使得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不断地朝行政分支转移，从而大大削弱了权力系统内部的相互制衡。
今天越来越多知识分子称道宋代，其意当然不仅是因为宋代文化繁荣、杰出人物辈出。他们更想说的是，宋代是中国自古及今政治最为宽松、思想言论最为自由的时代。
应该说这的确是事实，有宋一代，士大夫的地位空前提升，皇权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成为一条基本政治原则，这是后代再也没有过的盛况。
但这只是硬币的一面，另一面则是不断强化的中央集权，它是宋代政治有别于汉唐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这是对唐朝后期藩镇割据和五代十国天下分裂混战的一种回应和纠正。在宋代，政治生活的重心始终在朝廷层面，地方性政治力量被大大弱化。
不过在中央层面，宋朝政治确实涌现出了许多值得称道的制度性的“现代元素”。在王安石变法之前，朝廷的各项制度已非常完备，中书门下（行政系统）、三司（财税系统）、枢密院（军事指挥系统）和御史台谏（监督检察系统）等有明晰的权力划分，相互分立，发挥了强大的制衡作用。皇权则超然于其上，扮演一个居中协调和最终裁决的角色。
变法的实际后果是破坏了这种分立与制衡，将权力一边倒地转移到行政部门，非但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还使这种集权在中央层面本身也失去横向制衡。
随着变法的深入，它所遭遇的批评声音越来越响亮。为了堵住反对者的口，顺利推进新法，在皇帝的支持下，王安石在本职工作就是负责监督政府的台谏系统内安插了大量支持新法的亲信，从而就根本性地破坏了对政府行政的正常监督。
▲苏东坡肖像写意国画（图/图虫创意）
以著名的“乌台诗案”为例，这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本文无法展开讨论，但这个案子中包含的对反变法“旧党”进行政治迫害的恶劣动机昭然若揭。
揭发苏轼最起劲、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几位御史，如李定、舒亶、张璪都是变法派内部深受器重之人。李定去世后，吕惠卿为撰墓碑，蔡卞书，章惇篆盖，可见他在“新党”中的地位；舒亶则是王安石本人推荐的；张璪先是曲意逢迎王安石，后来又对王珪、蔡确、章惇等人亦步亦趋……
可以不夸张地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到后来有些台谏官彻底沦为了当权的宰执大臣对付政治异己势力的爪牙和打手，从而走到了御史功能的反面。
司马光对宋神宗说的话一点也没错：如果台谏官都是宰相喜欢的人，那还设台谏干吗？
王安石还在中国政制史上开创了另一影响长远的不良先例，即为某一特定政策目标设立名义上的临时性机构，用于架空政府常设正式机构的功能和职权。
我在前文中已经多次提及，为了推进变法，王安石成立了一个由他本人全权领衔的特殊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它的设立是在熙宁二年（公元年），当时王安石尚未拜相，还在参知政事任上。
名义上，这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研究和咨询机构，但由于它的首脑是政府的实际领导人，人事安排也基本上由王安石一人全权做主，无需经过正常但繁琐的任免程序。所以，它实质上就成了一个凌驾于中书之上的“变法指挥部”。
其目的，更多是方便王安石发号施令，事实上像青苗法和免役法等很多新法皆由它所出。
所以韩琦当时的批评一语中的：“条例司虽大臣所领，然止是定夺之所。今不关中书而径自行下，则是中书之外又有一中书也。”
苏轼于熙宁四年（公元年）二月《上神宗皇帝万言书》中也指出：
“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使、副、判官，经今百年，未尝阙事。今者无故又创一司，号曰制置三司条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余辈分行营干于外。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惑。”
除了制置三司条例司之外，在变法进程中还设立过两个类似的针对特定政策目标的临时性机构——帐司和会计司。
由于官僚体系内部对这一新机构独立于政府架构之外的特权的持续反对，不久后，制置三司条例司被并入中书门下。
然而，王安石为了顺利推进变法而一手造成的这种行政权力一家独大的局面，却成为了一种强大的政治遗产。保守派上台后，他们决绝地废除了所有新法，但却并没有对纠正这种权力模式表现出同样的坚决和彻底。说到底，没有人不喜欢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
王安石抑或司马光诚然都是万里挑一的君子，但纵使他们也不能抵御这样强大的诱惑。这种绝对权力后来也成为中国政治的一个永久性特征。
▲司马光像（图/图虫创意）
以后的一千年里，类似的剧本改头换面，不断上演。明朝废中书而以名义上只是皇帝秘书班子的内阁代之，清朝又以军机处架空内阁……这种“架空艺术”非但造成政出多门、令下级无所适从的混乱局面，更大的危害是，它实际上为高层权力越出常态的程序框架，随心所欲地行使，打开了方便之门。
诚如刘子健和余英时两位先生精到地指出的，为了排除政治反对势力的强大阻挠，顺利推行新法，王安石在皇帝支持下大大地扩张了相权（政府行政分支的权力），这开启了宋朝的“权相”（或权臣）传统。
这种“绝对权力”对于王安石本人来说，并非满足他个人野心和私欲的工具。当时激烈攻击新法的声音此起彼伏，但从未有人指责王安石弄权，就是明证。根本上，他并不是一个渴望权力的人。但是，这种权力模式一旦形成，便为后来的权臣们打开了方便之门。
自神宗以下，直至南宋最后灭亡，徽宗朝的蔡京、高宗朝的秦桧、宁宗朝的韩侘胄，以及理宗和度宗两朝的贾似道……一手遮天的权臣们一个接一个登上政治舞台。
世上像王安石这样的人终究是少数，当这些既无道德操行、又无政治理念、却对王安石给自己度身定制的权力模式驾轻就熟的野心家上了台，不管是新法还是旧法，就都成了弊政。
到了更为专制的明清时代，像这样肆无忌惮的权臣是被打下去了，但其本质不过是把原本应该高高在上的超脱的皇权降格为行政权力而已。
朱元璋大概觉得自己废除宰相这个大权在握的职位，是很高明的。但他显然没有看到，这就拆除了一道极为重要的缓冲屏障，使得原本可以相对超脱的皇权直接面对各种矛盾。
皇帝执掌一切权力，做一切事，为一切负责，承担一切后果……中国政治也就走到了它的逻辑终点。
03
后人在分析王安石变法得失的时候，最不会漏掉的是这一条：王安石任用了许多小人，用人不察是变法不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话大致说得不错，新党中的很多人、甚至主要干将，都很难说是出于赞同王安石的政治理念而投身变法的。说他们大多是政治投机分子并不为过。
王安石的后继者如吕惠卿、曾布（著名古文家曾巩之同父异母弟）、章惇、蔡确等，虽不能说全都是奸臣小人，但的确没有一个配得上君子称号。后来元人所修《宋史》将他们统统打入“奸臣传”，也是勉强说得过去的，除了个别人，如章惇和曾布，是颇可商榷的。
王安石罢相后，韩绛接任宰相，吕惠卿参知政事。他们都曾是王安石的得力助手，时人揶揄前者是“传法沙门”，后者为“护法善神”。可见两人的名望之低。
尤有甚者，吕惠卿曾与王安石情同子父，还是王安石辞相时亲自指定的主持变法的接班人。但王安石前脚刚走，他就开始策划阴谋诡计，不但试图挤走时相韩绛，还想加害于王安石本人。这也是王安石不到一年后即被第二次急召入相的主要原因。
新党内部的勾心斗角远不止于此，吕惠卿、章惇与曾布都不和。在熙宁、元丰、绍圣年间，他们相互倾轧，内斗不止，直至权相蔡京最终剪除所有异己，长期独揽大权。此时距离“靖康国难”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
然而简单地认为王安石不善用人，并将此全都归罪于他，则是很不公正的。
我在本文的上篇《王安石变法，为何避免不了失败命运》已经简述过，变法之初，王安石也曾试图团结所有人，并推荐了和启用了一批德才兼备之人，其中包括隶属于保守派的苏辙和程颢。但正如本文开头援引程颐后来的反思，反对派的主流拒绝合作，用尽一切手段攻击和阻挠新法实施，这就使得政策之争蜕变为纯粹的派系斗争，
随着变法与反变法冲突的日益激化，执政的王安石对政敌也日益不能容忍。过去常挂在他嘴上的“流俗”，不久就变成了“邪诬”——从智识层面的蔑视升级为道德层面的指控。他开始努力说服神宗，将那些公开反对新法的大臣、言官们一个接一个罢黜出朝廷。
与此同时，王安石不得不更多地提拔和依靠那些资历浅薄、德行可疑但却拥护新法的人，这自然又遭到了反对派更加猛烈的攻讦……事态便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后来“元祐更化”时旧党全面上台，也没有扭转这种恶性循环。
王安石说过“宁用寻常人不为梗者”，司马光也说过“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说的其实都是同一个意思，程度上也半斤八两。从“熙丰变法”到“元祐更化”，直到“绍圣绍述”，对变法的立场站队决定了一个人能不能得到重用，资历和德才渐渐被扔在了一边。
而且，恰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民粹主义高涨的美国政治一样，一旦陷入这种立场决定一切的态势，所有人都会被裹挟其中，难以脱身，也就是程颐所说的“牢不可破”。就算你自己不想站队，你的对手也会毫不犹豫地给你贴上“敌人”的标签。
程颢和苏轼就是这样两头受气、左右为难的典型，结局只能是要么自己退出（程颢），要么遭受打击（苏轼）了。再接下来，“没有最极端，只有更极端”……
白热化的“党争”是贯穿年两宋政治始终的一个突出现象，后世论者众口一词，责之甚苛，进而认为这是宋朝国势积弱的根源。放到现代政治科学的视野里审视，这种观点显然是相当偏颇和狭隘的。
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宋代党争中蕴含了呼之欲出的现代政党竞争制度的因子。与其他时代人身依附关系的拉帮结派的“党争”性质不同，宋代的党争不完全是为了利益，思想观点和价值立场的分歧在其中占了很大的比例，甚至是主要动力。现代政党不正是意识形态统摄的政治团体吗？
▲梁启超像（图/图虫创意）
梁启超颇有见地地指出，其他朝代的党争，如汉之党锢、唐的牛李之争、明之东林、复社之殇，都是小人陷君子。但宋朝不同，“不肖者固争焉以营其私，即贤者亦争焉以行其志，争之既急，意气自出乎其间，彼此相诋，而以朋党之名加入，于是党祸遂与宋相始终矣。”
据任公分析，造成这种“意识形态导向”的党争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重文轻武，二是中央集权太过，致使有才干者想要建功立业的渠道过于狭窄。
我则认为，党争的炽兴与宋代政治宽松、言论自由有密切关系。有宋一代，很少有人因为批评朝政而被治罪，因党争失利而掉脑袋的则几乎闻所未闻，这就为肆无忌惮的党争提供了制度上的庇护所。
余英时先生还别具慧眼地观察到，其他朝代的党争结局，多是士大夫团体遭到皇权或阉党迫害。宋代党争则是士大夫之间相互迫害，而皇权总是对失利一方起到最后的保护作用。这是宋朝皇权相对超脱的又一体现。
不过，如果说王安石自己执政时的党争还主要是理念之争的话，那么越往后，这种党争就愈发蜕化变质为赤裸裸的权力和利益之争。而随着政治观点的不同被强塞进“君子/小人”之争或“流俗/邪诬”之辩，迫害也随之逐步升级，新旧两党也都没有心慈手软。
“元祐更化”时期，经过短暂的僵持，反变法的保守派全面上台，新法尽废，新党皆黜。这其中包含了明显的报复意图，以至于就连范纯仁和苏轼这样一向坚定反对新法的忠实的旧党，仅仅主张不应因人废事，而应“较量利害，参用所长”，也不见容于时局。
不用说，反变法派不计后果的意气用事只会激起范围更广、程度更烈的党派斗争……反反复复，直至在全国各州县刻布所谓“元祐党人碑”和设立“自讼斋”这样骇人听闻的闹剧了。
所幸在宋代制度之下，当权者所能做到的只是把政治异己分子罢官，最多将他们的名字刻在石碑上大加鞭挞。放到现代，二程、二苏兄弟们的性命就堪忧了。
如果说王安石的新党里充斥着奸佞小人的话，那么把司马光的旧党想象成一群高洁君子，也是天真幼稚的一厢情愿。
随着元祐年间旧党的全面掌权，它很快就分裂为相互缠斗不休的程颐领导的“洛党”、刘挚主导的“朔党”以及围绕在苏轼周围的“蜀党”。
三党的分歧也起于观点和政见，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们并不比新党中人更不容易为权力所腐蚀。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当年之所以能因共同反对变法而团结一心，只是因为那时他们在野，还没有尝到权力的滋味。
只不过，二程兄弟在学术上、二苏兄弟在文学上取得了空前绝后的杰出成就，他们身上的巨大光环遮蔽了他们身后那些猥琐的影子而已。
南宋大学者陈傅良曾感慨说：“余每读章氏论役法札子（指元祐初年章惇反对废除免役法的上书），言温公有爱君爱国之心，而不知变通之术。尝叹息于此。使元祐君子不以人废言，特未知后事如何耳？
交易与妥协的契机其实是存在过的，而且不止一次。
变法之初，宋神宗就一再试图兼用司马光、苏轼等与王安石政见相左的人才，但他们不是遭王安石压制（苏轼），就是自己不愿意与王安石共事（司马光）。但即便在自己在位的近20年里一以贯之地坚决支持并亲自推行新法，神宗也一直保持着对司马光的信赖和对苏轼的赏识。
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神宗还曾尝试起用中间派吴充出任首相，他是王安石的姻亲，但对变法曾“数言政事不便”，与保守派关系融洽。这充分体现了当时不到30岁的宋神宗的政治智慧，可惜他的一番努力在王安石和司马光相同的迂阔和顽固面前都付之东流了。
元祐初年也曾有一段新旧两党胶着拉锯的短暂时期，反变法领袖、时任首相司马光与变法干将、知枢密院事章惇水火不容。与二人都有很深私人情谊的苏轼居中调停，曾为双方折中妥协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苏辙曾写道：“……枢密使章惇，虽有应务之才，而其为人难以独任；门下侍郎司马光、尚书左丞吕公著，虽有忧国之志，而才不逮心。”弦外之音便是，如果“难以独任”的章惇与“才不逮心”的司马光、吕公著诸公能够抛下政见，取长补短，共襄国事，不但政局或可为之一新，亦可弥合新旧党争造成的政治裂痕。
遗憾这样的局面并未出现，不久后章惇被罢黜、司马光死，旧党中原来的“温和中间派”苏氏兄弟又与程氏兄弟闹翻……
▲宋徽宗坐像（图/台北故宫博物院）
公元年，哲宗崩，徽宗即位，转机似乎再度出现。
为了调和新旧两党之争，朝廷特改元为“建中靖国”，其字面意思就是“为了国家而建立中间路线”。王安石的助手曾布一度重新掌权，他提拔了不少旧党人士，以图弱化当时愈演愈烈的党争，但结果却是两面不讨好。曾布自己不久后就被蔡京以阴险手段赶下台，此后政局便一败而不可收拾。
在分析围绕王安石变法的激烈党争时，刘子健先生正确地指出，王安石的改革措施（很大）部分是被官僚体系打败的。
按照日本学者宫崎市定等人的分析，王安石深知自己的改革特别依赖官僚体系的道德操守和专业能力。某种程度上说，他甚至比20多年前的“庆历新政”更加重视吏治整顿。他采取了一系列实质性举措，例如削减胥吏数量，提高他们的俸禄待遇，对他们进行严格的考试和监督……
具体来看，这些措施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从宏观层面说，整个官僚体制和政治风气非但没有如王安石所希望的那样得到改善，反而变得越来越糟，以至于蔡京之流的脱颖而出变成了不可避免的必然。
因此，以实际后果而论，保守派人士指责王安石变法偏离了儒家政治历来强调的“修身齐家”方能“治国平天下”的伦理至上原则，无疑是有充分理由的。但正如前文已经分析的，这一令人悲伤的结果是在变法与反变法的激烈政治斗争中一点一点形成的。
无论是王安石还是司马光，这样的结果都不是他们希望看到的，也不是他们能够预料到的。
▲摄影图（图/图虫创意）
如今人们几乎公认，变法派和反变法派的领袖都是人品才智无懈可击之人。事实上，岂止如此，在我看来，他们是一群中华民族历史上千年不出的璀璨明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样一群不世出的伟人们聚在一起，竟把事情搞砸到这个地步！
我们这些经历过启蒙时代的现代人，经常反对用对待政治的态度去对待学术问题，亦即反对所谓“学术政治化”。反观当时王安石和司马光实际上是在用对待学术的态度去对待政治，是一种“政治学术化”。
“不妥协政治”，大概是这场变法留给后世的又一笔无比沉重的精神遗产。
《宋史》（“中国断代史系列”），陈振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年8月第1版；
《中国文学史》，台静农著，上海古籍出版社年4月第1版；
《朱熹的历史世界》，余英时著，三联书店年8月北京第1版；
《苏轼研究》，王水照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年5月第1版；
《中国通史》，吕思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年6月第1版；
《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刘子健著，张钰翰译，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年1月第1版；
《南宋儒学建构》，何俊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年7月第1版；
《唐宋之际儒学转型研究》，徐洪兴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年10月第1版；
《稽古至治——司马光与〈资治通鉴〉》，姜鹏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年11月第1版；
《欧阳修和他的散文世界》，洪本健著，上海古籍出版社年4月第1版；
《王安石——立于浊流之上》，三浦国雄著，李若愚、张博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年6月第1版；
《北宋士人交游录》，方健著，上海书店出版社年11月第1版；
《司马光新传》，程应鏐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年7月第1版；
《王安石传》，梁启超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年6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