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冯皓辰（农健、梁淑怡/图）
新闻生涯刚刚开始，也许很快又要结束了。
我是年毕业的研究生，专业是社会学，误打误撞进入新闻业。过去五个月里，作为一名新记者，我算不上称职。我只写过六篇稿子，这样的效率如果持续一年，势必没办法完成单位对记者的考评。
事实上，从年底持续到年上半年的经历，让人倍感挫折。母校中国人民大学的不少同学，毕业后都获得了心仪的工作，而我在几次尝试申请读博的过程中，一度怀疑自己到底是否适合学术。
在即将过去的一年里，我作出最重要的抉择，是舍弃学术理想，转而奔赴新闻现场。短暂的从业经历，让我接触到更真实的社会，以及更真实的人，并再度激发我对社会科学研究的热情。在年即将结束之际，我尝试重新踏上读博之路。
学术还是就业
第一次认真考虑今后的路，是在年9月，研究生二年级上学期。
在此之前，我的求学之路顺风顺水。从厦大保研到人大，研究的方向是人类学。我很喜欢这个专业，写毕业论文的过程中，我一度放弃投递简历，只想着把学生时代“最后的作品”呈现得最完满。
专业是两年学制，疫情打乱了学习节奏。年9月开学前，我在家隔离，上了半年的网课。一开学，又马上面临毕业，这让我不得不思考，到底要去工作，还是继续读博。
就在9月末一个凉爽的午后，我去找导师，想听听她的想法。
导师性格开朗，蓄着利落的短发，说话时夹杂着一丝沈阳口音。她没用惯常的乐观口吻开导我，而是描述了一个平淡甚至乏味的浅灰色未来，她告诫我，即便最后能够读博也并非易事：在生活上，我或许很难如愿进入一个气氛民主的师门；在事业上，倘使是出于对就业的不屑、厌烦和恐惧，而继续蜷缩在象牙塔里，那么我将大失所望。
谈话结束，她让我必须直面就业问题：“等你的博士生涯结束，你仍将面临着就业的问题：要么成为智库一员，要么成为公务员，要么在一所双非院校里展开普通、琐碎但十分艰苦的研究生涯。你厌恶的科层制和理性铁笼或许是唯一的归宿，而面对这些，你到时将无所遁形……”
转眼到了年春季学期，我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当然，我并非学院里唯一在思考毕业何去何从的学生，我的同学里，有的向学院申请了硕博连读，有的奔波在不同的企业宣讲会中。一切看似与往年无异。
社会却时刻在变化，变化如藤蔓般蔓延进周遭同学的世界之中。那些曾把阅读时间花在弗洛伊德、福山和海德格尔身上的人，现在会去看布迪厄、米尔斯和马克思。也许，他们自己都没注意到这样的变化。
在最初的考虑中，我原本想在毕业后回东北老家休整一年，准备博士申请。但在年7月，我接到了报社的录取通知。
“或许真的是一块读博的料”
新闻工作时常让社会学背景的我感到一些无趣。
新闻需要记者后退到一个无限接近中立的位置上，对报道保持距离和克制，切忌主观臆断。在学校时，我则是一个热衷于侃侃而论的人。我喜欢大胆介入，习惯性地去批判，同时分析现象背后的症结。
之所以接受这个岗位，源于毕业前几次失败的申博经历。
那时，为了写好论文，我一头扎进研究素材之中。我试图讨论抑郁症，讨论这种疾病在人群中的流行和现代城市生活高压化之间的潜在关联。导师开玩笑说：“写完这篇论文，你就和社会学家布洛维一样，也是一个‘大师’了。”
毕业答辩时，我的论文被评为优秀论文，一位北京某著名高校教授给我的评语是：“这是一篇有见地、有思想、有批判精神，用马克思的异化学说阐释问题的优秀论文。”同样在这篇论文之后，导师说我耐得住性子写东西，“或许真的是一块读博的料”。于是，当前述为我写下评语的教授在招博士生时，导师推荐了我。
几天后，我被导师带去和这位教授见面。
我仍记得那天的场景。教授坐在我的左侧，一个多小时的就餐过程，我大部分时间都盯着碗筷发呆，只敢在我导师美言我时小声自谦几句。那位教授健谈，爱笑，没有架子。其间，他还略开玩笑地和我讲，自己很讶异，那篇论文是出自一个东北男生之手，而他此前一直坚信作者是一个女孩。教授是我很尊敬的学者，我的论文里援引了很多他的洞见。而如今，他在我身旁，我却不知道说什么好。“可能自己天生不适合处理这种场合。”我心想。
“你先报考吧。”教授给出一个模棱两可的答复。
从批判者，变成了围观者
念大学之后，家里的长辈常常说：“我很难想象你在象牙塔之外谋生的样子。”
事实证明，我似乎没有读博的那份运气。不久，教授告诉我，由于种种原因，我没有办法念他的博士了。
“我想请你实话告诉我，是不是我真的不适合读博，如果是我个人能力有限，你现在直说，我马上放弃。”申博失败的那天，我期待导师能够给我一个让我死心的答案。
她听罢笑了笑，然后慢条斯理地跟我讲：“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孩子，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申博失败后的那几天，我时常翻看马克斯·韦伯的《学术作为一种志业》——这是韦伯最负盛名的演讲，被社会学研究者奉为圭臬。同时，也会被老师们用来劝退那些头脑发热，空有学术理想的学生们认清形势。
偶尔我也会将如上几个问题转问给身边同样在准备读博，或是想要读博的朋友们，并询问他们选择读博的原因。得到的回应大多是“可以让我的思考不至于停滞”。
新闻此时给我带来了某种解脱，即便我只写过几篇稿子，但这些采访中，我看到了被社会理论建构、遮蔽的个体。我采访过一个工伤48小时的赔付案件，面对我曾在学校批判过的社会问题，我忽然意识到，自己从批判者，变成了围观者。
靠近，让现实有了更丰富的色彩。
高校里的唇枪舌剑、“非升即走”让人沮丧，学者们热衷于宏大命题的氛围，确实让后辈生出一种虽然蜷缩在校园里，但“似乎在介入社会”的错觉。
“学者大多是知识的消费者而非知识的生产者，他们像商人积累财富一样积累书本知识，不过是在玩用别人的理论去套现实的文字游戏。与其待在学校原地打转，不如先在社会上打磨一段时间，或许会比你再读几年书有更快、更切实的成长。”申博失败后的那几日，系里的老师曾这样劝诫我。
时至今日，求知的欲望，尝试继续大胆发问、畅所欲言的欲望，似乎并未在我内心深处磨灭。
现在，我将生活的重心放在了又一次的博士申请事宜上，而我并不明晰自己是否能够胜任作为研究者的责任。但相比从前，那个缩在校园一角，耽于高谈阔论，却又时常逃避直视现实的学生而言，这位新人记者似乎具备了些许敢于见证，敢于自省，敢于对自己的颓败释然的勇气。
南方周末记者冯皓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