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嵇康的诗歌
嵇康今存诗五十余首，五言多于四言，而以四言诗著称。陈祚明说嵇诗“四言中饶隽语，以全不似《三百篇》，故佳”，五言则为“时代所限，不能为汉音之古朴，而复少魏响之鲜妍，所缘渐沦而下也”（《采菽堂古诗选》卷八）。嵇诗清远、峻切，和阮籍的诗旨遥深不同。其诗径遂直陈，有言必尽，而少宛转之词，但境界高远，决非浮浅之作。其乐府《代秋胡歌》言“富贵尊荣，忧患谅独多”，言“绝智弃学，游心于玄默”，玄理味重而感慨良多。刘熙载即谓“《秋胡行》贵玄默之致，而激烈悲愤，自在言外”（《艺概·诗概》）。《幽愤诗》是他入狱后写的，言词的峻切、情感的愤激，可和《与山巨源绝交书》并论，不过更显得忧思深重，愤慨中略含悲怆之意。诗写他年轻时就“抗心希古，任其所尚；托好老、庄，贱物贵身”，结果“欲寡其过，谤议沸腾；性不伤物，频致怨憎”，“理弊患结，卒致囹圄”。诗人说他不能学北游之雁“顺时而动，得意忘忧”，不能学“万石周慎，安亲保荣”，他“有志不就，惩难思复”，内心伤悲，只能寄希望于将来。诗人把他遭人迫害的原因说得何等明白，他何曾掩饰过心中的不平！
嵇康的四言诗，往往能以生动的笔触描绘出鲜明的艺术形象，比如他的《四言赠兄秀才入军诗》十二章云：
轻车迅迈，息彼长林。
春木载荣，布叶垂阴。
习习谷风，吹我素琴。
交交黄鸟，顾俦弄音。
感寤驰情，思我所钦。
心之忧矣，永啸长吟。
诗以春日长林美景写“思我所钦”之忧心，妙在景新情真。王夫之即谓“春木四句，写气、写光，几非人造”（《古诗评选》卷二）。又十三章云：
浩浩洪流，带我邦畿。
萋萋绿林，奋荣扬晖。
鱼龙瀺灂，山鸟群飞。
驾言出游，日夕忘归。
思我良朋，如渴如饥。
愿言不获，怆矣其悲。
同样表达思念之情，写景又是一种境界，不但场面阔大，而且生机勃勃。极写出游之乐，对“愿言（指思念）不获”自有衬写作用。又第九章云：“良马既闲，丽服有晖。左揽繁弱，右接忘归。风驰电逝，摄景追飞。淩厉中原，顾盼生姿。”诗写其兄嵇喜军中驰射的英姿，一片想像之词，却神态宛然。而十四章云：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
流磻平皋，垂纶长川。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
俯仰自得，游心太玄。
嘉彼钓叟，得鱼忘筌。
诗写嵇康在大自然中作逍遥游的活动和感受，表现出诗人“游心太玄”即与道合一的最大人生乐趣和他对世无知音的感叹。诗以清秀之语写自在、自得之心，显得自然飘逸而境界高远。“目送归鸿”二句写名士风姿，一传其神，一显其形，比较而言，传神者最为微妙。故顾恺之说“画‘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世说新语·巧艺》）。于此可见，嵇诗清峻而托喻清远，虽情思不违玄理，却语隽境美，令人生想。
二、嵇康的辞赋和散文
嵇康今存赋，惟《琴赋》为完篇，余（题为《酒赋》、《蚕赋》、《怀乡赋》）各有残句若干。《琴赋》立意与其《声无哀乐论》相同，都是从玄学本体论出发，说音声之特质。赋序有谓：“余少好音声，长而玩之，以为……可以导美神气，宣和情志，处穷独而不闷者，莫近于音声也。”“历世才士并为之赋、颂，其体制风流，莫不相袭。称其材干，则以危苦为上；赋其声音，则以悲哀为主；美其感化，则以垂涕为贵。丽则丽矣，然未尽其理也。推其所由，似元不解音声；览其旨趣，亦未达礼乐之情也。”可见，作者是不赞成音乐以悲哀为美的传统观念的，其作《琴赋》在思想文化领域有很强的针对性。
嵇康写得最多的散文，是玄理论文，传于今者尚有《养生论》、《答向子期难养生论》、《声无哀乐论》、《释私论》、《管蔡论》、《明胆论》、《难张迈叔自然好学论》、《难宅无吉凶摄生论》、《答张辽叔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另有《卜疑》、《与山巨源绝交书》、《与吕长悌绝交书》、《太师箴》和《家诫》等，著述散文则有《圣贤高士传》。
前人对嵇康之论评价甚高，李充《翰林论》即谓“研求名理而论生焉，论贵于允理，不求支离。若嵇康之论，成文矣”。刘师培解释说：“李氏以论推嵇，明论体之能成文者，魏、晋之间，实以嵇氏为最。”（《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第四课）刘勰说阮籍、嵇康体性有异，谓“嗣宗倜傥，故响逸而调远；叔夜隽侠，故兴高而采烈”（《文心雕龙·体性》）。又谓“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殊声而合响，异翮而同飞”（《文心雕龙·才略》）。刘师培发挥说：“嵇康、阮籍之文，文章壮丽，总采骋辞，虽阐发道家之绪，实与纵横家言为近也。此派之文，盛于竹林诸贤。溯其远源，则阮瑀、陈琳已开其始。”“彦和以‘响逸调远’评籍文，与《魏志》‘才藻艳逸’说合。盖阮文之丽，丽而清者也。以‘兴高采烈’评康文，亦与《魏志》‘文词壮丽’说合。盖嵇文之丽，丽而壮者也。均与徒事藻采之文不同。”“嵇、阮之文，艳逸壮丽，大抵相同。若施以区别，则嵇文近汉孔融，析理绵密，阮所不逮；阮文近汉祢衡，托体高健，嵇所不及。此其相异之点也。”“嵇文长于辨难，文如剥茧，无不尽之意，亦阮氏所不及也。”（《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第四课）
嵇康的玄理论文，立论新颖、析理绵密，在阮文之上。如其《声无哀乐论》，所说“声无哀乐”即为一全新观点。从玄学命题相互影响看，其立论基础和思维方式，与何晏提出的圣人无喜怒哀乐有某种相似处。阮籍作《乐论》，虽不反对乐有哀乐之分，但他既把乐的本体定为自然，而平淡无味又是自然之道的本质属性，因而他是有可能提出声无哀乐论的。但他未能深入下去。嵇康却用他用过的方法（从玄学本体论出发探讨音乐的属性、功用），建立了声无哀乐论。而论述更为精细，对儒学音乐理论突破更为彻底。他讲“声音以平和为体”，“声音有自然之和而无系于人情”，实际上是讲声音以自然为本体，而以自然的属性“和”为属性。如此立论，便容易说明音声是能超越哀乐之情的，而以无哀无乐的“和”为本质特征；作乐的目的是要使人挣脱种种情感的束缚，进入自由、无限的境界。在写法上，用的是主客对话形式。文章通过“秦客”和“东野主人”八番“难”、“答”以成完篇。反复论难，自易带来论证的严密和文章布局的严谨。当然，如此行文，也难免文词繁复。
除玄理论文外，嵇康的《太师箴》和书作所蕴含的文化精神，也是出自于玄学思想。其中最能显现其人格特征和另类散文艺术风貌的，应是《与山巨源绝交书》。
山巨源即山涛，他本是“竹林七贤”之一，中途出仕为吏部郎，后得升迁，便举嵇康自代。嵇康十分生气，即作此书痛斥其行径。作者在书中以老、庄思想作指导，极写自己越礼教而任自然的放纵生活，揭露官场的龌龊，对山涛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直说自己非汤、武而薄周、孔，显示出对世俗生活的极端蔑视。他拒绝的是山涛的举荐，实是借此宣布自己和司马氏集团的彻底决裂。因作者具有大无畏的叛逆精神，故行文恣肆、出语尖刻，仿佛不尽其言辄不足以泄胸中愤怒之气。如云：
真是通脱任性，直言尽言，不掩锋芒，嬉笑怒骂，俱为文章。后世诗、文中所用“七不堪”、“二甚不可”的典故，即出于此书。事实上，此书不但是嵇康散文中逞性放言的名篇，也是魏、晋文章中颇能显现魏、晋风度的代表作，其文风对后来的愤世之文深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