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责备君子。君子修身治学，以学问护持社会，引导社会在正道上运行，这是君子的分内之责。而以季氏将有事于颛臾来责怪冉有、季路开篇，以为邦君夫人正名结尾，更强调君子在乱世中的责任。
本篇内容多是学问要点的总结，既有君子修身治学的要点，也关乎中国文化中政治哲学的依据。
作者在解读本篇时，根据史料，详细介绍了孔子在鲁国为政实践、作为伏羲后裔的颛臾王世家、季氏欲伐颛臾的决策背景，并以其为案例用中国传统文化观点进行了分析解读。
天道规律是人处理自身与天地的关系的根本依据，人类生产力来源于其对天道规律利用所产生的创造力，故而，天道规律是人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所必需遵循的第一规律，人类运用其生产力必然要遵循天道规律。在人天整体中，生产力是人的创造力形成的生产能力，属于人天整体中人的范畴；天道规律则属于人天整体中天的范畴。生产力与天道规律是人天整体范围内的一对关系；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人类社会范围内的一对关系。中国传统文化已经能够明显看到这两种层面的区分，而如何理解这两种层次的关系，本文对此有详细的阐述。
相比之下，我们现代人还只限于其中的一个层面，即人类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层面，而对于人天整体中天道规律与人类创造力层面的很多问题，在人口膨胀和科技发展的今天，已经很现实地摆到了我们面前，只是我们还缺少这方面的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对此具有先天优势。
汲生民之初以来所有人类智慧成就的君子之学，就像老爷爷呵护幼孙一样护持社会，并不抛弃任何一个不听话的孩子。
%%%季氏将伐颛臾①。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②于颛臾。”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③，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④有言曰：‘陈力就列⑤，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⑥矣？且尔言过矣，虎兕⑦出于柙⑧，龟玉毁于椟⑨中，是谁之过与？”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⑩。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⑾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⑿之内也。”
①颛臾(zhuānyú)：鲁国的附庸国，臣属于鲁，在鲁国疆域之内。今山东省费县西北，在距费县八十里处还有颛臾村。②有事：指动用军事，用兵。③东蒙主：东蒙，即蒙山，在山东蒙阴县南，与费县接界。主，主持祭祀的人。④周任：人名，传为周代史官。⑤陈力就列：按才力担当合适的职守。陈，摆出，掂量。陈力，掂量自己的能力。列，行列，就列，加入到自己所属的行列。
⑥相：辅助盲人的人叫相，这里是辅佐、帮助的意思。⑦兕(sì)：野牛。一说雌性犀牛。⑧柙(xiá)：关野兽的木笼。⑨椟(dú)：木制的匣子。⑩费(bì)：季氏的采邑，今山东费县西南70里有费城。颛臾与费邑相距百里之内，故说“近于费”。⑾“不患贫”句：根据下文“均无贫，和无寡”，有人认为寡和贫位置应该互换。⑿萧墙：照壁屏风。古代宫殿当门立起小墙，又称为“屏”。臣子进殿见君，按礼到屏前就要肃然而起恭敬之心，古“肃”与“萧”字同，所以称此屏为萧墙。萧墙之内就是宫廷之内，用以指代鲁君。
季氏将要讨伐颛臾。冉有、子路去见孔子说：“季氏快要对颛臾有军事行动了。”
孔子说：“冉求，这难道不该责备你吗？颛臾是从前受命于周天子主持东蒙山祭祀的主祭国，已经隶属于鲁国的疆域管辖范围之内，况且是国家的臣属，有什么理由要被讨伐呢？”
冉有说：“季孙大夫想去攻打，不是我们两个人的意思。”
孔子说：“冉求，周任有句话说：‘衡量自己的能力去担当自己的职位，不能胜任，就辞职。’倘若有了危险你不去扶助，跌倒了你又不去搀扶，那么，要你这个辅相还有什么用呢？而且，你说的理由，实在太没有道理了。老虎、犀牛从笼子里跑出来，龟甲、玉器在匣子里被毁坏了，这难道不是你冉有的过错吗？”
冉有说：“现在考虑的是，颛臾城墙坚固，而且离费邑很近。如果现在不把它夺取过来，将来一定会成为子孙的忧患。”
孔子说：“冉求，像你这种本来自己想要，却不肯实说，而又一定要找出理由来为之辩解的作法，君子最痛恨了。我孔丘听说的道理是：对于诸侯和大夫这种治国理家的人，不怕贫穷，而怕分配的不公平；不怕人口和财富缺乏，而怕不安定。这是因为，分配公平合理了，也就不会在乎所谓贫穷；大家团结和睦，就不会感到人少力寡；社会安定了，国家也就没有倾覆的危险了。这样稳固国基以后，如果还有远方不归服的人，就用文化感召力，修治文德感化招徕他们；已经来了的，就让他们安心生活下去。现在，仲由和冉求你们两个人辅助大夫季氏，远方的人不归服，你们没有办法招徕他们；国内分崩离析，民心离散，你们不能保全，反而策划在国内使用武力。你们清楚吗？季孙所担忧的未必就是远在蒙山脚下的颛臾给他未来子孙的隐患，我只恐怕他真实的意图却是深居宫门萧墙之内的那个人呢!”
“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朱熹对此句的解释是：“均，谓各得其分；安，谓上下相安。”
鲁定公九年(公元前年)，51岁的孔子被任命为中都宰，治理中都一年，卓有政绩，四方则之，纷纷效法。不久，鲁三桓命孔子为司空，很快，孔子由司空转任司寇，鲁定公十四年，司寇孔子摄行相事。
经历了春秋两百余年的动荡，此时的周天子逐渐沦为仅仅是一个名称和符号了。
到了东周时期，生产力的发展把人们从天道的束缚中渐渐地解脱出来，礼乐制度对人们欲望的约束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膨胀的私欲就像出笼的老虎，横冲直撞，这注定是一个动乱的时代，欲望获得解脱的列国诸侯贵族统治阶级，把指引人回复天道的礼乐制度抛在脑后，私欲驰骋之下。他们中有的雄才大略，蓄势积能，谋求威加四海，扩张自己势力范围；有的抛却廉耻，极尽荒淫，驰骋欲望，沉湎酒色；也有的安富尊荣，平庸无能，无所作为，如此等等。
鲁国处在齐、晋、楚、吴合围之中，在地缘政治上，鲁国处于弱势，继齐、晋、楚称霸之后，南方的吴国这时已经击败楚国虎视中原，与之接壤的鲁国成为他入主中原的第一个障碍，东方的齐国虽然雄风不在，也仍然把侵袭鲁国作为转移国内矛盾常用的方法，在此消彼长的国际环境下，鲁国始终面临重新站队问题，并没有自己独立的话语权，风云变幻的形势下，鲁国已经面临亡国之忧。
在鲁国国内，自季文子开始，以季氏为首的三桓专擅国政，鲁君大权旁落。自鲁昭公在昭公二十五年被迫离开鲁国，到他去世的长达八年的时间里，鲁国更是长期处于君主缺位的状态。幸赖礼制的大防尚在，迫于礼乐文化的压力，季平子不敢公然篡位，但是他实质上代行着君权，而且事实上，鲁国四分公室，季氏一家就独有其二。鲁定公嗣位以后，季氏并没有归政给鲁君的意思，君位仍然形同虚设。三家带头破坏礼制，他们的家臣也纷纷效尤，直到定公五年，季平子去世以后，季氏家臣阳虎劫持季氏家族中年幼的继承者季桓子，逼迫他交出国政，这样，作为陪臣的阳虎，也实现了自己执国政的事业目标。
礼制是道义上的正义，三家败坏鲁国的礼制以后，就丧失了道德上的正义，这样以后，他们内心中其实也并不踏实，于是，分别经营自己的封邑，加固城墙，随时防范不测。礼是治国之重器，亲手把它打碎，自己确实没有了束缚，显得一身轻松，可以为所欲为而没有了顾忌，可是这样也有不好的一面，亲手打碎礼制的人也没有办法用礼制来有效地约束别人。三桓身为上卿，工作生活在鲁国都城，选派自己得力的家臣经营自己的封邑，却接连不断地发生家臣凭据封邑叛乱的事件。季氏的家臣阳虎在取得鲁国国政之后，进一步联合和收买三家的家臣，密谋叛乱，企图凭据建有坚固城防的三家的封邑，彻底清除鲁国的三桓势力，虽然阳虎最终失败了，但是，给三家带来的打击却是沉痛的。这曾经是他们破坏礼制给鲁君造成的痛苦，而现在，他们自己也深深地陷入到这种痛苦之中，这使他们认识到礼制对于维护自己地位的重要。
在这样的外部风雨飘摇，内部危若累卵的内外交困的环境下，病急乱投医，五百年前周公之治在鲁国依然有一定的影响，三桓集团和鲁定公一致希望孔子能够帮助他们解决鲁国的困境。这样，很慎重地选择了靠近齐国边境的汶上地区的中都这个地方，交给孔子做特区进行试验。孔子治理中都，很快获得了成功，随之，孔子就被调入鲁国中央政府。
鲁定公十年(前年)的夏天，齐鲁二国国君齐景公和鲁定公在夹谷(今山东莱芜县境内)相会。孔子任鲁君礼相，孔子主张，虽有文事，必有武备，会前做好了充分的安全防卫布署。
当时齐强鲁弱，齐国与会的初衷是想通过会盟显示力量，压服鲁国，使鲁国无条件地成为自己的附庸国。会上的斗争形势紧张而尖锐，孔子以礼相身份斡旋其间，应付裕如。在齐国君臣的周密安排下，会盟伊始，以演奏具有浓郁地方民族特色的所谓四方之乐为名，刀枪剑戟，旄羽，鼓噪而至，目的是在混乱中劫持鲁君。孔子一见，立即登上盟坛土阶，目光直视齐景公，一甩袖，义正言辞地说道：“两国国君在此作这样神圣高贵的友好会盟，鄙陋的夷狄乐舞却无礼地闯进来，他们想要干什么？请主事者赶快斥退!”
齐景公忐忑不安，心知失礼，也看到了在孔子安排下鲁国对此早有防范，鲁君卫队盔明甲亮，自己的阴谋难以得手，便就势挥手把这些舞者斥退，并表示歉意地说道：“这是寡人之过失啊!”休会后，景公责怪随从人员说：“孔子引导他的国君遵循古人礼仪，你们却引导我学夷狄的陋俗，难道不觉得这样做，有失我大国尊严吗？”孔子通过会前充分的准备以及临场的机敏应变，迅速占据道义制高点，牢牢把握了斗争主动权，使鲁国立于不败之地。
斗争并没有结束。在双方协定缔订盟约的最后时刻，齐国运用谈判技巧，突然提出在盟约中加入一条，说齐国有事征伐时，如果鲁国不出三百乘兵车相从，就是破坏此盟。这显然是要鲁国在事实上无条件承认自己是齐国的附庸国。孔子分析当时两国强弱对比悬殊的客观形势，知道简单拒绝这一条是很难成功的，但绝对不能无条件接受，于是，当机立断，提出加入对等的条款，派人回答说，如果不把齐国侵占鲁国的位阳之田归还鲁国，就要鲁国出兵车，也是破坏此盟。这样，景公就变得很难堪，只好把侵占的位阳地区郓、讙、龟阴三地归还了鲁国。
孔子在夹谷之会中，文施武备，没有给对方留下任何可乘之机，同时占领道义制高点，迫使对方必须回到礼义中来，以礼作武器，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义正言辞，捍卫国家尊严，充分显示了一个伟大政治家、外交家的才能和胆略。
以夹谷之会为代表的一系列外交努力，扭转了鲁国外交的颓局。
这时孔子在中央政府中任职司空，在取得了国际间的生存空间后，孔子主要致力的应该是民生问题，缓解社会矛盾，积累民利，使贫弱的鲁国稍稍恢复一下元气，才可以对它实施更大的手术。
鲁定公和鲁国实际执政者季桓子，都对孔子非常的赞赏和信任，在鲁定公十二年，孔子五十四岁时，受季桓子的委托，孔子以大司寇身份代理季桓子处理国事并参与国事的讨论，这就是《史记·孔子世家》所说的“由大司寇行摄相事”和“与闻国政”。在鲁国的贵族统治集团中，除了有名无实的鲁定公和掌握实权的季桓子，这时的孔子可以说是第三号政治人物了。大概《公羊传》中所谓“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说的就是孔子和季氏之间的这段政治“蜜月”。
这样，孔子开始了他大刀阔斧的改革新政。孔子认为，鲁国政治混乱的根本原因就是：定公虚位、三卿擅权，三卿之家又是家臣垄断。孔子开出的处方就是：强公室(提高鲁定公的实际统治权力)、抑三卿(使大夫恪守臣道，不得僭越国君)、贬家臣(使家臣效忠于大夫，不得僭越大夫)，在鲁国恢复周礼，重建社会秩序，使人人各有其位，各安其位，然后以“仁政德治”的鲁国为基础，扩大“仁政”影响。尊天子，服诸侯，使天下恢复完整统一。《孔子家语·相鲁》记载，孔子任中都地方首长时，鲁定公曾经问孔子：“学子此法以治鲁国何如？”孔子对曰：“虽天下可乎，何但鲁国而已哉!”。可见孔子的抱负和自信。
具体的执行是从堕三都开始的，堕三都直接的目的就是抑制家臣。所谓上行下效，三桓对公室的无礼，直接导致了对要求家臣忠诚于三桓的正义性的质疑，由此引发的诸多矛盾，都在三都中具体地突出出来。“三都”是“三桓”在自己封地内经营的三个防御性的城堡，即费邑是季孙氏领地城堡，郈邑是叔孙氏领地城堡，成邑是孟孙氏领地城堡。“三桓”都工作生活在国都曲阜，当时这三个城堡都是委托家臣来管理，三桓本想以此作为自己的大后方，通过家臣控制，但是，实际上却为他们的家臣所掌握盘据，并常常据此对抗“三桓”。三桓对此感到十分不安，由此引发的很多深层次矛盾，在当时，已经成为鲁国政治中的主要矛盾。
昭公十四年，南蒯以费叛；定公八年，阳货以费叛季氏；定公十年，侯犯以郈叛叔孙氏，这样事件的接连发生，使得三家马上同意孔子拆毁三个城堡的建议。子路为季氏宰，直接实施这一行动。
拆毁叔孙氏的郈都进行得比较顺利，拆毁季孙氏的费都时，身为费宰的季氏家臣公山不狃(此时他内心中已叛季氏而并没有暴露出背叛的迹象)的反应激烈。公山不狃伙同叔孙氏庶族叔孙辄，乘鲁都(曲阜)空虚，纠合费人先发制人，进攻曲阜。鲁定公与三桓惊荒失措，逃入季孙氏家，躲到“季武子之台”上。叛军来势凶猛，一度攻入季家，已经有流矢飞到了定公身旁，形势万分危急。孔子指挥若定，化解叛军的进攻，待叛军攻势销竭，孔子命申句须、乐颀二大夫率部组织反击，追杀数十余里，败叛军于姑蔑(今山东省驷水县东)，公山不狃、叔孙辄逃亡国外，孔子指挥乘胜堕毁了费邑。接下来堕孟氏的成邑(今山东省宁阳县东北)时，孟孙氏(孟懿子)开始时是赞成堕都的，却受到孟氏家臣公敛处父的抵制，没能成功，堕三都至此半途而废(《史记·孔子世家》)。
开始时，孟孙氏(孟懿子)赞成堕都，但一方面，作为成邑首长的家臣公敛处父对孟孙氏很忠诚，并没有叛意。另一方面，公敛处父向他指出堕成对孟孙氏的不利，引发了孟懿子的私念，对话内容是这样的：“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且成，孟氏之保障也。无成，是无孟氏也。子伪不知，我将不堕。”这段对话，前半部分“齐人必至北门”是托词，而作为“孟氏之保障”才是真意，孟懿子依计行事，表面上仍然不反对堕成，暗地里却支持公敛处父全力反抗，抵制堕成。从夏拖延到冬，成邑的城墙一直未动。不得已，到了十二月，国君鲁定公亲率人马围攻成邑，但还是以失败告终。至此，堕三都的计划也就草草收场。
堕三都的计划虽然没有完全成功，但是，达到了削平以家臣为首的地方割据势力的目的，解救了鲁国政治的燃眉之急。重获新生的季氏安享于这样的成果，就不再考虑与孔子继续合作，也不愿意把回到手中的权利归还给鲁君，鲁君自己也不是一个成事的明主，苟非其人，道不虚行，这样的现实政治环境，就决定了孔子不能够达成他最终的政治理想。
孔子在政治、外交、民生、教化上的作为，使鲁国社会面目为之一新。人们普遍的有礼貌，不诡诈；讲信诚，守信用；买卖东西货真价实，不掺假，不抬价；男女关系严肃，行者别于途；盗贼敛迹，路不拾遗。远方来客，不必求于官方，人们自动供给食宿，宾至有如归之感，一派和乐雍雍，欣欣向荣的景象。这在中国历史上成为后世儒家崇尚的国家太平、社会秩序稳定的理想治理模式。
正是这样的景象，使邻国大感不安，害怕一个强盛鲁国的出现会对自己构成威胁，于是乎想尽办法，企图中断了孔子的政治生涯，破坏鲁国的改革新政。齐国就使出美人计来试图破坏鲁国的政治作为，他们选出训练有素的美女80人组成歌舞乐队，配有耀眼的锦绣绸缎彩饰的好马30驷(一驷4匹)组成的马队，馈赠给鲁定公。在季氏怂恿下，定公接受馈赠，君臣终日沉湎声色犬马之中，很多天都不上朝理政!孔子为之慨叹，子路对孔子说：“看样子，老师可以走了。”孔子还是犹豫不决，仍然心存幻想，希望季桓子能悔悟过来，他对子路说：“鲁国即将举行郊祭，如果仍将祭祀用的膰肉(当时郊祭用的供肉)按礼送我一份，那么，我还是可以留下来。”结果，孔子参加陪祭后回到家中，始终没有见到有人送来祭肉，失望的孔子于是去鲁适卫，开始了十四年的周游列国的活动。时为鲁定公十三年(前年)春，孔子五十五岁。
毕竟，孔子幻想中能够推行“仁政德治”的文王、武王那样的“圣王明君”，不但在鲁国已经没有了，后来周游列国的实践中证明，在当时的贵族社会中，也是找不到的。
公元前年，周敬王二十八年，鲁哀公三年，六十岁的孔子正在陈国。这年秋，鲁国季桓子病倒了，人之将死，其心也善，他直到此时，才懊悔过去没有能够最终给孔子实现政治理想的机会而影响了鲁国的振兴。临死前，嘱咐他的儿子季康子要召回孔子来相鲁。可是后来，由于受到公之鱼的阻拦，季康子改变了主意，派使者改召孔子弟子冉求。冉求将行，孔子说：“鲁人召求，非小用之，将大用之也。”(《史记·孔子世家》)这时的孔子已经六十岁了，他也很想回到家乡能为鲁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公元前年(鲁哀公十一年)，这一年孔子68岁，齐师伐鲁，孔子弟子冉有帅鲁师与齐战，取得胜利。季康子非常高兴，问冉有，“你的军事指挥才能从哪里来的？”冉有回答他“学之于孔子”。这样，季康子派人以币迎孔子归鲁。回到鲁国后的孔子，并没有直接参与鲁国的政治，而是以国老的身份，在二线做咨政。弟子很多人在鲁国做官，每逢大事，都来请教孔子。
颛臾(zhuānyú)，古国名，以风为姓，属东夷部落，相传太皞在远古时代就建立了颛臾方国。由于是伏羲氏的后裔，西周初期，成王封之为“颛臾王”，以蒙山为中心设立颛臾国，以主祭蒙山，其国土主要辖现在蒙阴县南半部，平邑县北半部，以及费县东北部的蒙山周围地区。都城在平邑县柏林乡固城村北，目前仍能看到颛臾方国故城遗址，距离当时鲁国豪强贵族季氏的封邑费邑(即今山东省费县以西一带)不及百里。受周天子的委托，颛臾王承担着祭祀蒙山的使命，因此说“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春秋左氏传·僖公二十一年》记载：“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大皞与有济之司，以服事诸夏。”这些位于山东省的风姓古国都接受鲁国的管理，臣属于鲁，是鲁国封疆内的附庸国，而颛臾在鲁国世族季孙氏的封邑费的附近，因此孔子说颛臾是鲁国“城邦之中”的“社稷之臣”。
东蒙，又名蒙山，雄踞齐鲁，东西绵亘百余里，横跨平邑、蒙阴、费县和沂南四县。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尚书·禹贡》称：“蒙羽其艺。”说明早在夏朝时期，蒙山、羽山一带就已种植作物。近几十年来，蒙山麓区先后发现的几十处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岳石文化遗址，对此作了印证。古代帝王出于对文明发祥的尊重，有祭山敬神灵的习俗。西周时，成王封颛臾于蒙山之阳，主祀蒙山，说明当时蒙山已经受到这种尊重。春秋时期，鲁大夫莫斯的颂诗《閟宫》写道：“泰山岩岩，鲁邦所瞻，奄有龟蒙，遂荒大东。”龟蒙是蒙山的主峰，他把拥有泰山和龟蒙，视作鲁国的荣耀。“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尽心上》)孔子曾登临的这个东山，一般认为就是蒙山。
颛臾王在人们心中具有很高的威望，在蒙山周围，至今还在流传关于他的传说：天旱了，他为百姓向天祈雨；百姓有病，他用山上的草药为百姓治病；抵御外寇，他的家人英勇作战，壮烈殉国……。明正统年间，时任山东副史的彭勖，对比颛臾王和季孙氏，写下这样的诗句：“蒙山突兀鲁城东，巨大如龟镇上峰。为问颛臾今有祀，季孙空富过周公。”《平邑县志》记载：“颛臾王世守蒙阳，君长斯民，善政善教，民爱戴之如父母。王薨，葬于蒙阴，岁时墓祭，民哀怜之如考妣。”
本来，颛臾王受封于周成王来主祭蒙山，可由于他的高风亮节，做到了死而不朽，蒙山周围的人们尊崇他为蒙山神，历代都祭祀他。宋熙宁八年，神宗封古颛臾王为灵显潜应侯，宣和五年，徽宗又封他为英烈昭济惠民王。从此，蒙祠改祭颛臾王，祠名改为英烈昭济惠民王庙。
颛臾王不愧是伏羲老王的后代，而颛臾王的后代也同样享有令名。很多的资料都可以证明，颛臾王是蒙氏的始祖。《康熙字典》释蒙姓：“东蒙主以蒙山为氏，秦有将军蒙骜。”清朝王相《百家姓考略》载：“蒙，系出东蒙氏。秦有蒙恬，世为上将。”广西蒙氏族谱记叙：“始祖蒙山公，周成王在位时，封蒙山公为东蒙主。安居蒙阴县，此地为蒙氏发族之圣地也。”蒙氏族谱中对蒙骜、蒙武、蒙恬、蒙毅都有详细记载，可见，他们是东蒙主(颛臾王)的后裔。
《史记》秦本纪、秦始皇本纪、蒙恬列传中，有十余处记载蒙氏三代将军的身影：“蒙骜自齐事秦昭王、官至上卿。”“秦庄襄王元年，蒙骜为秦将，伐韩，取成皋、荥阳，作置三川郡。”“二年，蒙骜攻赵，取三十七城。”“始皇三年，蒙骜攻韩，取十三城。”“五年，蒙骜攻魏，取二十城，作置东郡。”“始皇二十三年，蒙骜子蒙武为秦裨将军，与王翦攻楚，虏楚王。”始皇二十六年，蒙武子“蒙恬为秦将，攻齐大破之，拜为内史。”秦统一中国后，“蒙恬发兵三十万北击胡，略取河南地”，北筑长城而守藩篱。这一时期，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崇蒙氏，信任贤之。”蒙恬弟蒙毅，也同样深得秦始皇信任，“位至上卿，出则参乘，入则御前”。颛臾王后裔蒙氏一门三代良将，战功卓著，在中国历史上罕见。
蒙恬身为一名武将，却被后人誉为“笔圣”，据史料记载：蒙恬是中华文房四宝之一——毛笔和民族乐器古筝的发明人，毛笔对于中国文化载体的变革和中国文化的传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结合这两项发明，我们再看作为伏羲氏的后代，作为颛臾王的后代典型代表的大将蒙恬，对于我们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对个体的人文塑造，是否能读出更多的内容呢？蒙氏家族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以及由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所获得的个人德艺素养，与其历代功业紧密相连。
了解了上述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对于我们理解本章全貌有重要意义。
《春秋》责备贤者，本章是相同的笔法。
从学理上讲，孔门学问的从政，实质上是从正。政者，正也，此“正”是天地之正，使人文之政顺从于天地之正，以天文化人文，故“正”之以“文”，而得“政”。为政，是通过正己正人来实现的，正己，是时时刻刻的事情；而正人，正什么样的人，如何正人，则要视自己所处的社会人群中的位置地位而定，在其位，而谋其政。
冉有、季路身为季氏的辅弼家臣，不能辅之以正，仍然让季氏做出违背天理、政理、人的情理的事情，孔子劈头就批评他们，这难道不是你们失职吗!
颛臾，那是受先王之命主持东蒙山祭祀的主祭国，如果灭了颛臾，谁来主持蒙山的祭祀？又怎样向先王交待呢？颛臾，本来就是鲁国的领土范围之内，以其举国社稷臣属于鲁国，你们到哪里可以找到讨伐人家的理由呢？
听到老师的责怪，冉有慌忙找托辞为自己辩说，澄清自己与这件事情没有关系，我们两个人都不希望这样，是季老板他个人的想法。
可是，这样情急之下临时抓到的理由，显然并不能符合孔门学问的学理。孔子对他们讲为臣之道，为什么要责备贤者。
为说明这个问题，孔子引用了历史上周任的话。这里，应用的是传统文化中典型的形象化思维。在古代生产力条件下，没有载重吊装的机械设备，移动搬运大型重物主要靠人力，或者附以简单的临时装置，工程上所用的大型石材木料等物料的搬运都是这样完成的。
所以，就以这种当时工程上常用的方法设喻来说明问题，孔子讲，要参加这个移动大型物料的队伍，首先要考虑是否具备相应的体力和协调大家力量的能力，否则，如果以羸弱之躯，锉头蹩脚，参与到青壮年组成的移动重物行列中，不仅仅是不能以自己的力量对整体有所帮助，反而使其他人受到牵连，影响集体力量的发挥，所以，参与这样活动的原则是：陈力就列，不可则止。衡量自己的能力，不符合就退出来。不要做充数的人。我们看到，孔子对冉有批评的话其实是很严重的。毫不客气的指示他，没有能力就不要滥竽充数了，联想到孔子曾经说过的，按照“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的大臣标准，仲由、冉有只能算作充数的臣(《论语》11.24章)，与这一章的意思是一致的，与季子然的对话很可能也是这件事情的背景下，在这件事情的前后。
孔子继续说，如果你在这一队伍之中，重物向你的着力点倾斜，你不使出你的力气把它持住；遇到颠簸，你不出手把它扶正，任由它倾覆，那么这个队伍要你何用？你占着虚位起到了什么作用？辅佐夫子抬着国家重器与这完全是一个道理，如果这样，那么要你来做辅相又有什么用呢？
虎兕，喻人的欲望，欲望的老虎；也可以指人在欲望的支配下变成老虎。你说这是夫子季氏的欲望，不是你们的想法，就可以推脱责任吗？作为正己正人的君子，在夫子身边辅佐夫子，就要帮助他把欲望牢牢的锁住，如果不能，反而要为虎作伥，再帮助这个欲望之虎出来害人，那是谁的过错呢？
另外，如果不能调服欲望这只末性的老虎，就要把它关在笼子里；如果不能调服受欲望支配的季氏这只老虎，也要把他关在笼子里。鲁国四分公室，季氏独有其二，鲁君已经徒有其名，一无所有，只有像颛臾这样的附庸国，还相对于三家之外，臣属于鲁君，尤其是颛臾，靠近季氏经营的费邑，对他有一定的制衡作用，如果把颛臾灭掉，季氏完全就是一只出笼的老虎，没有任何制约了。纵容甚至参与伐灭颛臾的行动，放出季氏这只老虎出来害人，这又是谁的过失？
龟，是天赐神物；玉，是指人品性的洁美。龟玉如果被抛之于地，损毁了，倒也有情可缘；可是，本来就装在匣子里的龟玉，却无端的被损毁，这是谁的过失？
历史的原因，颛臾国的资料保存下来的并不很多，但是，我们仍然能够知道，颛臾王是伏羲的后代，是获周成王钦封，受命祭祀东蒙的主祭国，在这一点来说，当属神圣，故可以用龟来喻；颛臾王自身修养醇厚，能够继承自伏羲以来的中华文明的传统美德，体现于自身及对自己封域的治理上，施德政，得民心，这样的品性德行完全可以用玉来媲美。所以，用龟玉来譬喻颛臾王，实在是再恰当不过，而且，颛臾王这样的龟玉，严守礼制，完全在自己的封国之内，没有对其他任何人、任何国构成威胁，也就是说，这样的龟玉安放在自己的宝匣之内。而现在，却有人要灭掉人家的国家，这就相当于砸坏这样的宝匣，毁坏这样的龟玉，好端端装在匣里的龟玉被无端的砸坏，这是谁的过失？你说的话是不是太过分了呢？
鲁君大权旁落，徒有其名，季氏专擅鲁国国政已经数代了，之所以不敢走出最后一步，直接取而代之，以前主要是畏惧鲁国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传统礼制观念，另外在客观上还有些力不从心的地方，费邑是季氏经营的大本营，现在季氏在自己大本营的周边动手，扫清后顾之忧，孔子担心被欲望驱使的季氏这只老虎真的要出笼伤人，不仅要毁掉费邑身边的这匣龟玉，还要毁坏鲁君这块名义上的龟玉，所以孔子是非常着急的，对冉有讲的话也很重。
冉有无奈，他也知道了老师的担忧，不敢再耍滑头，老老实实地讲出了真实的意图。
冉有讲，并不是季氏现在就想有什么不轨的企图，只是看到颛臾城的城墙高大坚固，距离季氏的费邑又很近，与鲁国又不属于同姓，在子孙后代中，说不定在哪一代会出事，所以，从长久的战略考量，不如现在就把它攻下来据为己有。冉有是说，请老师您放心，我们这样做也不过是出于为季氏的子孙后代解除忧患罢了，并不会有什么进一步的企图。
这样讲，是为了解除孔子最大的担忧。
孔子相信了弟子的话，也解除了对季氏谋权篡位的担忧，但是，对弟子这样的做法非常的不满意。其一，不满意冉有这种说话的方式；其二，不满意冉有为季氏出的谋略。
孔子首先就批评冉有的说话方式：冉求呀，本来是你想要的，却避而不说，又找一大堆理由来诡辩，你这种心口不一的做法，是君子最为痛恨的。
接着，教育他治国理政的原理。
我孔丘听说的道理是，治一个国，理一个家，掌握物质生产生活资料分配权力的统治阶层，所考虑的重点在于如何使分配能够公平合理，而不必担忧可供分配的社会财富的多少。生产生活资料的分配做到公平合理，就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样，物资财富自然就会增多；相反，如果只是关心现有财富的多少，而使分配不合理，就会打击劳动的积极性，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那样，物资财富不但不能增加，还要相对减少，造成新的社会矛盾。这是舍本逐末。
对于社会来说，重要的不是贫与富，而是能不能做到上下和睦，人心各归其正，社会安定，万众一心，这样，自然能够由贫而富。贫且能乐，更况其富!人人各得其所，各安其乐，各行各业各得其所安，均衡协调发展，社会生活才能健康有序。如果相反，人心不安稳，人人不安于其所，甚至人人自危，虽然局部富有，少数人很富有，但是，富有的人也不能够安享其富有。所以说，公平合理就不会有贫穷；和睦团结就不必担忧人口稀少；社会安定国家就不会倾覆灭亡。
做到这样以后，再修文德，推行教化，发展文化事业，建设精神文明，所谓“既富之，则教之”，这样，远方的人自然对我们的物质精神生活产生兴趣，欣然向往，前来归附；已经来的，要让他们在这样的氛围中安下身心。
现在，仲由和冉求你们两个人辅助季氏，远方的人不归服，而不能招徕他们；国内民心离散，分崩离析，你们不能保全，反而策划在国内使用武力。只怕季氏真正担忧的并不是颛臾带给他子孙后代潜在的威胁，而恰恰就是自己集团内部潜藏的祸端此时此刻能不能够安然度过!
孔子责备季氏，忧国忧民，但是，仍然以责备冉有、季路为主。这是春秋责备贤者的精神。
萧墙之内，有两层意思，其一，是指国君，我只怕你们帮助季孙氏所做的事情，真正的用意并不在忧患颛臾，而恰恰就是意在鲁君呢；其二，是季氏自己统治集团内部。事实上，仅仅是季氏苦心经营视为堡垒的费邑，就发生接连几任长官叛乱的事情。季氏不知道自己真正的危机在于自己内不能守，多行不义，而是做贼心虚，视国君仅有的一点势力为自己的潜在威胁。
鲁哀公元年(公元前年)开始，在七年内，季氏连续多次对其附庸国邾国，发动战争，鲁哀公八年(公元前年)，强大起来的吴国抓住这个理由，以拯救邾国为借口攻击鲁国；从鲁哀公十年(公元前年)击败齐国的进攻后，战事连年不断，原来本属附庸国的邾国，就这样成为鲁国不共戴天的世仇。
季氏数代跋扈专权，敌怨颇多，除了不满季氏的鲁国公室之外，国内贵族诸如臧孙氏是季氏的宿敌，孙林父也曾背叛季氏，季氏遭遇到最严重的两次危机，一次，是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年)，鲁昭公联合反季氏的贵族，讨伐季平子，几乎将季平子杀死；另一次，是在鲁定公八年(公元前年)，阳货囚禁季桓子。季氏之所以要兼并邾国与颛臾，直接的目的是可以获取更大的土地，扩张实力；更主要的却是可以消灭可能成为鲁国公室与国内政敌外援的附庸小国，尤其是距离费邑较近的颛臾。所谓“后世必为子孙忧”，也不过是借口，贼人心虚而已。因此，孔子所说的话，还应该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季孙氏真正的忧患，恐怕并不是颛臾这个附庸小邦，而自己家门之内的事情才是真正值得他担忧的呢!
孔子杏坛讲学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