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曾经在《论语》中提出过“郑声淫”的问题，语出《论语卫灵公》：“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这里讲的是治国思维，孔子要求“放郑声，远佞人”，因为“郑声淫”。
《论语阳货》里，孔子也谈到了“郑声”的问题，他说：“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这里他认为“郑声”的问题是“乱雅乐”。
孔子对郑声的态度很明确，要坚决舍弃，但他的解释却语焉不详，究竟郑声是什么声，又怎么乱了雅乐，都没有仔细说清楚。偏偏“郑声淫”又直接关系到对孔子音乐思想和政治思想的理解，是相当重要的命题。这就引起了后世持续不断的“郑声”之议，真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郑声”问题真的有这么难以辨析吗？恐怕未必。大体上说，“郑声”即女乐，孔子只不过借此表示对祭祀性的雅乐不兴、娱乐性的女乐流行于宫廷的不满罢了。
（一）“郑声”并非《郑风》
“雅乐”就是“周乐”，就是“正乐”，就是经过认可、能够用于乐教的音乐，比如，《诗经》中的那些风、雅、颂所代表的音乐。“雅乐”主要是祭祀、迎宾等仪式活动用乐，表现敬天礼地、歌颂先王、彰显人伦等内容，特点是多用钟鼓，庄严肃穆，演奏和舞蹈之人都是男性。这些没有产生什么争议，问题在于，“郑声”是什么？
有人会想，《诗经》里不也有《郑风》么，《郑风》是不是就是孔子看不上的郑声呢？如果读过《郑风》，会发现里面很有些脍炙人口的名句，比如
“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诗经·郑风·出其东门》）“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将翱将翔，佩玉琼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诗经·郑风·有女同车》）“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诗经·郑风·风雨》）“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诗经·郑风·子衿》）“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蕑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诗经·郑风·溱洧》）
东汉许慎认为，这些诗歌就已经很不正经了，他在《五经异义》里说，“郑诗二十一篇，说妇人者十九矣，故郑声淫也。”。朱熹在《诗集传》里也说，““郑卫之乐皆为淫声。然以诗考之，卫诗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诗才四分之一，郑诗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诗己不翅七之五;……是则郑声之淫有甚于卫矣。”简单地说，描写男女之情的诗歌占比重太大了。
但是，这些诗歌“淫”吗，它们难道不是很优美的诗歌？许慎和朱熹的观点并没有成为主流。通常认为，孔子讲的“郑声”并不包括《诗经》里的郑风。郑声和郑风不是一回事。司马迁在《孔子世家》里说，《诗经》“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如果孔子排斥《郑风》，是绝不会“弦歌之”的。《墨子公孟》也说，儒者“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可见儒家很认可《郑风》，并没有把它从《诗经》里剥出来。
明确了《诗经》里的《郑风》不是孔子厌烦的“郑声”之后，就可以继续讨论“郑声”是什么了。很多人认为，“郑声”是一种新乐，“古音以低为大，以高为细”，郑声不像古乐那样中正平和、节制含蓄，它的旋律比较放肆自由，不协钟律或者不用钟律，不符合孔子本人重视“中和之美”的音乐趣味，所以说它“淫”。
但值得注意的是，孔子谈“郑声淫”的两处场合，说的都是保持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政策。孔子要求“放郑声，远佞人”，因为他认为不这样做就会亡国，他基本不是从审美趣味来谈的。
（二）“郑声”与女乐
通常认为，“郑声”、“郑卫之音”、“新声”互为别称，是同一概念，表示一切与古乐、雅乐相对的世俗音乐，并不限定在“春秋之际郑国之地”的范围之内。这些世俗音乐有什么特点呢？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先秦古籍中对“郑声”、“新声”的记载：
《国语晋语》：“晋平公说新声，师旷曰：‘公室其将卑乎！君之明兆于衰矣。’”《吕氏春秋》：“靡曼皓齿，郑卫之音，务以自乐，命之曰伐性之斧”《礼记乐记》：“（魏文侯）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孟子梁惠王章句下》：“寡人（齐宣王）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荀子乐论》：“姚冶之容、郑卫之音使人之心淫。”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东周时的“郑声”、“新声”有以下特征：
第一，它的娱乐性很强，不是仪式之乐，而是声色之乐。它没有什么教化意义，只是供贵族享乐所用。
第二，它在贵族中比较流行，也许因为节奏明快，抒情细腻，也因为内容为歌咏情色，比严肃的古乐更动听，贵族们普遍喜爱这种世俗音乐。
第三，与古乐、雅乐由男性表演不同，“郑声”吸收了大量年轻女性参与其中。她们拨弄管弦，随声起舞，不仅以艺娱人，也以色娱人，可能是为了求富趋利才以此谋生。这一点应该是“郑声”受到孔子抨击的关键。
“女乐”很早就已经出现。有的先秦典籍中记载了夏桀时期以女乐娱乐的事情，比如《管子轻重篇》说：“昔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端噪晨乐，闻于三衢，是无不服文绣衣裳者。”商代的灭亡也与女乐有关。《尚书·牧誓》说“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称其为“牝鸡司晨”，把商代灭亡的原因归之于妇女干涉政事。司马迁总结亡国原因时说商纣“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
在这种情况下，西周对女乐乃至女性的态度相当严肃。建国后立即制定礼乐典章，规定庙堂乐舞仪式，严格控制恣意享受女乐。西周把女性阻拦在政治领域之外，实际上也就是把女性阻拦在宫廷朝堂之外，然而到了春秋时期，情况有所变化了。
春秋时，郑国的大致位置在今天河南一带。从面积上看，郑国不算大国。但是也许因为这里生活着一部分殷商遗民，严肃的西周礼制没有完全在郑国扎下根，郑国民风还比较自由。而且这里的美女还特别多。《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公元前年)说，楚成王救援郑国后，从郑文公那里“取郑二姬以归”，郑姬成了表达感谢而致送的礼品，也从侧面反映当时恐怕已经有了“郑国出美女”的共识。《韩诗外传》记载，樊姬为讨楚庄王（前一前在位）欢心，去“梁郑之间求美人而进之于王”，《史记楚世家》说楚庄王于宫中“左抱郑姬，右抱赵女，坐钟鼓之间。”恐怕在春秋时“郑姬”就已经名声远扬了。
戏剧中的楚庄王在这种社会气氛下，郑国常常利用本国女性达成政治目的。《韩非子》记载说，郑武公欲伐胡，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胡国的君主“以娱其意”，然后杀了主张对胡用兵的大夫关其思，最终在胡国放松警傷之时趁机灭了胡国。《左传襄公十一年》又说，诸侯攻打郑国，郑国只好顺服晋国，向晋悼公献上“师悝、师触、师蠲……歌钟二肆及其镈、磬，女乐二八。”悝、触、蠲，都是乐师，而歌钟等乐器和“女乐二八”显然就是为享乐所用了。
“郑姬”们还拥有一个特殊优势，郑国交通十分便利，可以很顺利地去往别的国家。郑国被卫、晋、宋、楚等国所包围。从战争看，这个位置倒并不算很好，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宋襄公等先后称霸，郑国刚好杵在这里，征战是少不了的。但是从商业角度看，这个地理位置却好得很。再加上春秋初年，郑桓公制定了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政策，导致“经商意识抬头”，美貌的“郑姬”们发挥优势，参与到逐利活动之中。《史记货殖列传》说“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楔鸣琴，榆长袂，镊利展。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这些赵女、郑姬，平时苦练技艺、精心妆扮，只要有利可图就不远千里去追随富人，连对方老少都不在意。楚辞名篇《招魂》中描写楚宫廷中“二八齐容，起郑舞些”，“郑卫妖玩，来杂陈些”，也许表现的就是那些四处行走的“郑姬”们。
（三）孔子对女乐即“郑声”的态度
貌美的郑姬以及她们所表演的乐舞，就是所谓“郑声”。作为一种不同于雅乐的特殊音乐，“郑声”不但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还由于表演者都是年轻艳丽的女性而引起了士大夫们的警惕。为什么孔子要严肃地批判“郑声淫”？因为女乐地位不高，却容易让地位高的统治者沉迷。孔子从政治层面来考虑，不谈夏、商，就是在春秋时期，为好色而乱政、而失国的例子也太多了。
春秋时，女乐常常被用在政治、外交活动中，使对方沉迷女色，荒废国政，最终达到弱化敌国的目的。比如《韩非子》说，“晋献公（公元前-前年在位）欲伐虞虢，乃遗之屈产之乘，垂棘之璧，女乐二八，以荣其意，而乱其政。”《史记秦本纪》和《韩非子》都记载说秦穆公为了战胜西戎，命令内史廖“以女乐二八遗戎王”，“以夺其志”，戎王果然上当，“设酒张饮，日以听乐，终岁不迁，牛马半死。”贤臣由余投奔秦国，三年之后由余带秦军伐西戎，西戎灭国。
这样的事情当然会让人把“耽于女乐”和“亡国之祸”联系起来，这是先秦诸子的共同看法，也就是《荀子性恶》所说的“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好声色”就会“淫乱生”，“文理亡”当然就国家亡。
更何况孔子本人正是“女乐乱国”的亲历者，遇到了一次齐国的“送郑声上门”，对“郑声淫”的体会就更深了。
《论语》说，“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史记孔子世家》记录更详细一些，说孔子担任大司寇之后，鲁国大治，齐国人担心强大的鲁国会威胁到自己，“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齐国送来的这些女乐、文马很受鲁国统治者的喜爱，鲁哀公“往观终日，怠于政事”，季桓子“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孔子因此离开鲁国去周游列国，并作《去鲁歌》：“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蓋优哉游哉，维以卒岁！”
为女乐而出走的孔子对“郑声”难道还能有什么别的态度吗？当他到了卫国，看到宠幸南子的卫灵公，他对“郑声”的厌恶就更强烈了。孔子对卫灵公的评价是“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直接说这位国君“无道”，所以在《论语卫灵公》中，收入孔子对治政的要求“放郑声，远佞人”，实在太合适了。
《论语卫灵公》和《论语阳货》的这两则“子曰”是互相对应的。所谓“远佞人”，就是“恶利口之覆邦家者”，所谓“放郑声”，因为“恶郑声之乱雅乐也”。说到底，还是要把女乐逐出宫廷，保持朝堂的严肃性。
（四）女性的胜利
孔子严肃批评“郑声淫”，但这阻止不了作为世俗音乐的“郑声”的流行。时代变了，社会氛围变了，由女性表演、给统治者带来无穷愉悦的“郑声”，它的生命力比作为礼制象征的雅乐要强得多。人性需要解放，情感需要展现，原本被礼制束缚的音乐在“教化”之外，又发展出新的社会职能，它要表现出美的、娱乐性的一面，毕竟它说到底是一种抒发情感的艺术。
雅乐垂垂老矣，到了汉代，人们发现雅乐居然快要找不到了。这就是《汉书·艺文志》说的“周衰俱坏，乐尤微眇，以音律为节，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司马迁也无奈地说：“今汉郊庙诗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调均，又不协于钟律，而内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乐府，皆以郑声施于朝廷。”（《史记·礼乐志》）掖庭材人是宫廷女乐，汉乐府中的《上邪》《陌上桑》和《孔雀东南飞》很显然都是女性口吻，那些需要“端冕”才能听的祭祀之乐、先王之乐都消失在历史长河里了。或许，我们可以“郑声”取代“雅乐”，视为一次女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