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年发生在秦、晋之间的韩原之战，原本只是春秋时期大国争霸或者说顶层贵族“权力的游戏”中一场普通的战斗，然而一群“野人”的意外出现和参与，不仅戏剧性地改变了整场战斗的走向和战果，同时也无意中开创了中国军事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从此，“野人”这一社会阶层登上军事乃至政治舞台，成为不可忽视、极具潜力的社会新兴力量。这便是韩原之战的最大亮点。
1、养不熟的“小舅子”
前文《假途灭虢之战》中我们提到了秦晋联姻，秦穆公娶了晋献公的大女儿为夫人（后来史称穆姬），从此不仅成为晋献公的女婿，同时也多了三个小舅子，这就是晋国当时的太子申生、公子重耳、公子夷吾。其中公子重耳便是后来大大有名的晋文公，而公子夷吾就是韩原之战时的晋国国君晋惠公，本文的主角之一。
正常来说，晋惠公和晋文公是不会成为晋国国君的，毕竟他们都不是太子。但因为一个女人的存在，居然让他们都轮流过了把“国君”的瘾。这个女人便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宫斗先锋”——骊姬。如果我们把妲己的存在归于神话的话，那骊姬甚至称得上“宫斗鼻祖”。因为和本文的故事大有关联，所以需要介绍一下这个狗血的宫斗故事。
公元前年，晋献公攻打骊戎，得到了两个极具异族风情的美女，便是骊姬和她的妹妹，晋献公对她们非常宠爱，后来骊姬和妹妹也都各生了个儿子——奚奇和卓子。骊姬想让自己的儿子奚奇成为太子，就开始施展“宫心计”。她先是离间晋献公和太子申生的关系，表面上赞誉申生，背地里却找人诽谤申生。公元前年，骊姬借口晋献公思念申生的母亲，就安排申生去曲沃祭祀母亲，并让他把祭祀用的胙（zuo）肉献给晋献公。接下来的桥段相信大家会很熟悉，骊姬在胙肉中投毒，等晋献公要享用时就加以劝止，于是有条狗就只好倒霉了，甚至连一名御厨也陪同献出了不宝贵的生命。骊姬趁机向晋献公诬陷申生，说老头您都快死了，太子居然还想害您，真是迫不及待呀。申生听说后就逃到了曲沃。囿于当时道德和舆论的限制，他既没有找父亲和骊姬当面对质辩解，也没有“叛国”出逃，最后选择了自杀。
干掉太子只是骊姬的第一步，毕竟太子死了，下面还有重耳和夷吾呢，太子大位仍然轮不到她的儿子。骊姬继续出招，“一石三鸟”，又向晋献公吹风：“胙肉有毒的事，老二和老三其实都知道，但他们就不告诉您。”重耳和夷吾听说后也只好逃走。晋献公见俩儿子不辞而别，肯定是心中有鬼，于是派兵攻打他俩所逃往的城邑。重耳没抗住，出逃他母亲的故国翟国，从此开始了长达十九年的漂流之旅。夷吾抗住了一次，第二次没抗住，也只好出逃梁国。
就这样，骊姬终于除掉了三位竞争者，为儿子奚奇铺平了道路。公元前年9月，前期雄才大略后期昏庸多疑的晋献公逝世，欧若之前，他将奚奇托孤给了大夫荀息。至此奚奇终于成为晋国国君，骊姬多年的苦心谋划和奋斗也终于结出硕果。骊姬原以为奋斗至此，自己应该可以当个优哉游哉的太后了，然而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奚奇才继位一个月，就被大臣里克杀掉；其后荀息立了骊姬妹妹的儿子卓子，然而不过一个月又被里克杀掉了。据说骊姬也在这期间被里克在宫殿上活活用鞭子抽死，真是半生心血数月消散，值得后世宫斗玛丽们鉴戒。
客观说，骊姬也不是没有任何“功劳”，她最大的“功劳”就是阴死了太子申生，让晋国陷入内乱。而在申生、奚奇、卓子都挂掉以后，晋国国君继承权便只有重耳和夷吾最有资格了。如果您以为接下来的故事是齐国公子纠和公子小白的翻版，重耳和夷吾也开始了赛跑比赛，那可就太小瞧中国历史的丰富程度或者说多样性了。
里克首先想到了老二，就派人去请，想拥立重耳为国君。然而重耳此时正漂流上瘾，无意于此，他说：“我出逃就已经违背了父命，父亲死了我也没能按照礼仪奔丧，现在哪有脸面回去继位呢？请选择别人吧。”也不知道他到底是真客气还是假客气。据分析，里克是重耳派系的可能性最大，但既然重耳不愿意，他也没办法，只好退而求其次。由此，公子夷吾也就是后来的晋惠公登场了，而事情也从此和秦穆公挂上了联系。
在回国之前，夷吾的心腹谋臣吕省、郤芮（xirui）商量后认为，虽然被天上掉的馅饼当头砸中，但就这么回去恐怕不安全，回去前必须得造点势，于是他们采取了内外双管齐下的做法。外部是送点厚礼给秦穆公，请他派兵护送，以秦国的影响力来震慑国内各派势力，同时又向秦穆公承诺：“如果当上国君，愿将晋国河西地区割让给秦国。”（那谁说是贿赂的？你这是污蔑！给姐夫送点礼，算什么贿赂！）内部又写信给里克，向他承诺后续会将汾阳的城邑封给里克。
秦穆公一方面是夷吾的姐夫，而穆姬也希望自己的兄弟而不是其它远房公子继位，既然重耳不肯，夷吾就已是唯一选择，当然也会从旁相劝；另一方面，秦穆公出于政治野心和图谋，也希冀借此控制晋国未来的政局，就如同当初鲁庄公对齐国的如意算盘一样，因此欣然同意派兵前往。当时天下公认的盟主齐桓公还没死，他也派人前来掺和，会和秦兵共同护送，公子夷吾由此顺利继位，是为晋惠公。
晋惠公为了继位开了不少空头支票，然而他继位后的表现却让人大跌眼镜，堪称春秋时期品行最“渣”的君主表演就此开启。
先说对秦国的割地承诺。他派遣大臣邳郑出使秦国，通报秦穆公：“姐夫，实在不好意思，当初我是许诺了把河西割给您，但现在国内的大臣们都不同意，他们说晋国的土地都是你老丈人的，我当时逃亡在外，哪有资格擅自做主割给你呢。我跟他们撕逼无数回了，好说歹说都没用，他们就是不同意。我也没办法了，只好跟您道歉了。”这段话活脱脱一副“小舅子”的无赖嘴脸，而且搬出他老爹，大概意思估计还想说，河西是你老丈人的，就算给你，你好意思要么？不仅实质上背弃诺言，甚至还想反打一耙。秦穆公估计被气的够呛，但他也拿这个“小舅子”没办法，只能吃下暗亏。这一点，客观说，即使是他这种人中之龙的国君，也跟普通人难有差异，毕竟千古难题嘛。
如果说对秦国还只是耍赖，那晋惠公对里克的处置就不仅是背信弃义，甚至可说是卸磨杀驴、恩将仇报了。他不仅没有兑现承诺，将汾阳封给里克，反而担心里克私通他二哥重耳，再次发动政变，所以他很真诚地请教里克：“哎呀，没有您我就当不上国君。但您已经杀了两位国君和一位大夫（指荀息，他也被里克干掉了），看来当您的君主是个很有挑战的事情啊，不知道我行不行呢？”里克当然有很多错误，但最不该指控他的人就是晋惠公了，何况弑君可是当时最严重的道德、舆论罪名之一，甚至超过触犯法令，最为贵族阶层所不齿，晋惠公的攻心术也是够毒的。因此里克十分火大，他说：“您想杀我，什么借口找不到呢？现在却专门说这种话让我无地自容、身败名裂，那我听从命令好了。”于是里克伏剑自杀了。这就是晋惠公干的第二件没品事，等于把继位前答应的承诺全都出尔反尔了。
当时里克的同党邳郑正在出使秦国，他听说里克自杀，立刻看清了晋惠公的真面目，因此和秦穆公商量：“吕省、郤芮是晋惠公的心腹，若用重礼贿赂并与他们合谋，即可驱逐晋惠公，迎立重耳，事情必能成功。”秦穆公刚被晋惠公耍了一把，也觉得这个小舅子不太靠谱，于是支持了邳郑的建议，让他回晋国开展此事。可惜这一计策后来被吕省、郤芮识破，邳郑被晋惠公诛杀，里克和邳郑的余党也跟着受牵连被杀掉不少。他们原本都是晋惠公继位的有功之臣，因此这一举措再次严重降低晋惠公在国民和诸侯心中的印象分。而邳郑的儿子邳豹逃到了秦国，从此一直怂恿秦穆公开练晋国，后来韩原之战秦军的统兵将军便是邳豹。这也算是此事的恶果之一吧。
而晋惠公为了保住自己的国君之位，更是派人对二哥重耳展开追杀，给重耳的漂流增加了不少刺激。这一点从道德上论当然没品，但从政治上说倒是无可厚非，毕竟重耳确实是他的重大威胁因子。就拿秦穆公来说，其实秦穆公最初支持的人也是重耳，但鉴于重耳能力强，不好控制，同时又担心重耳当上国君后，晋国会强大起来，从而会对秦国不利，秦穆公这才退而求其次选择夷吾，只是秦穆公更没想到，这个小舅子是能力不强，但却擅长耍无赖，反而更让他无从着手，因此他也有了更换晋国国君的新设想。晋惠公对此岂能不知，因此自然不会对重耳客气，必然要杀之以绝后患。这里拓展一下，想想齐桓公和公子纠的互相残杀，齐桓公死后齐国各公子之间的争斗，以及春秋时期众多兄弟、同族因争权相斗的例子，我们就不得不再为郑庄公说句公道话，他挨骂多真的只是因为生早了。而这些都是春秋时代政治权力制度必然导致的现象，也并不是仅因为郑庄公的“引领”才出现的。
说回晋惠公的表演。公元前年，晋国发生饥荒，晋惠公派人向秦国请求购买粮食。秦穆公和百里奚商量，百里奚认为这是天灾，各国都可能出现，帮助晋国是道义所在。邳豹因为仇恨晋惠公，所以建议趁此讨伐晋国，但秦穆公没同意，他说：“我这个小舅子虽然可恶，但国君是国君，老百姓是老百姓，不能因为国君操蛋就让老百姓也跟着遭罪。”于是秦国派出大量船只运载粮食，从秦国都城雍城至晋国都城绛城，运粮的船只络绎不绝，史称“泛舟之役”，大大缓解了晋国的饥荒。
然而好景不长，一年之后，形势颠倒了过来，这次轮到秦国饥荒，向晋国求购粮食了。按理说晋国应该是二话不说，义不容辞地帮忙。然而这可是晋惠公，他要是这么干才怪了，据说他“采纳”了舅舅虢射提出的建议，不仅没有向秦国提供粮食，反而趁机发兵攻打秦国，想趁他病要他命。毕竟这可是涉及国家争霸的大事，只好连姐姐和姐夫都顾不上了——大义灭亲呗。
可以想象，秦穆公得知晋惠公的反应后，会是何等的气愤，这小舅子真是个养不熟、喂不饱的玩意，估计秦穆公都能八窍生烟了。而秦国国民听闻后，也对晋国的背信弃义和恩将仇报义愤填膺。由此不仅晋国要来攻打秦国，秦国也开始筹划攻打晋国，维持了十余年的“秦晋之好”就这样走到了第一次分裂。
而韩原之战，正是在此背景下爆发的。
2、最富戏剧性的战争
公元前年，应该已经度过饥荒灾难的秦国开始大举进攻晋国，秦穆公任命邳豹为将军，他本人也亲自随军出征。秦军初期进展顺利，在河西地区连续三战击败晋军，接着渡过黄河，打到了晋国的韩原地区（即今天的陕西韩城）。
晋国在应战前发生了几件极为有趣的事情，实在值得一说。晋惠公见姐夫来势汹汹，感觉不妙，连忙召开军事会议。会上他问大夫庆郑：“秦军已经深入我国境地，该怎么办呢？”这个庆郑极有性格，他早已看不惯晋惠公的所作所为，这个时候竟然公开回怼：“您问谁呢？您让秦军护送您继位，然后就背弃了割地的承诺；晋国饥荒的时候秦国大力救援，去年秦国饥荒了您却背弃恩义，不仅不帮反而要趁机讨伐人家；现在人家打来了，难道不是很应该的事情么？”这个事还有个背景，那就是去年讨论晋国该不该支援秦国粮食的时候，庆郑认为当然是义不容辞，但晋惠公却否决他的意见，反而听从了舅舅虢射的建议，所以才导致当前的困局。因此庆郑在会议上又将了晋惠公一军：“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您还是去问您的舅舅虢射吧，您去年不就听他的么？”晋惠公对庆郑当场撂挑子很不满，但庆郑又确实占理，因此他只说：“你这不是责怪我舅舅么？”但他恐怕想不到，这绝不是庆郑最后一次撂挑子。
战前占卜的时候，对了，那时候打仗还流行占卜，而且占卜的内容十分详细，甚至细致到后人都难以想象的地步。这也是西周、春秋时代和后世的巨大不同，光看军事战争就能看出其中的巨大差异来，所以在这个系列初期的经典战例中，我们必须要把这些涉及到的不同详细的说清楚，尤其不能盲目地用后世的观点和认知来套用、推测这个时代的战争，不然很容易会得出离谱的结论。
据占卜的结果，最适合做晋惠公“车右”的人竟是庆郑。之前《长勺之战》一文中我们就已经提到过这个词，现在具体说说，当时的车战，每一乘战车上一般有“甲士”三个人（有时也有四人，但较少见），左边的人叫“车左”，主要负责射箭即远距离攻击；中间的人叫“御者”或“御手”，主要负责驾驭车辆；右边的人便叫“车右”，主要负责拿着长兵器进行近距离格斗。孔子所谓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射和御便是车战中车左和御者的必备技能。而车上三人中，“车左”地位比较尊贵（战争中以左为尊，不同于其它领域的以右为尊），又称为“甲首”，还要负责全车及该车附属步兵的指挥。尤其是国君所乘的战车，国君一般就自动成为“车左”。这个时候就要给他配备御手和车右了，而这个配备不是光看谁的能力强，也不是一直固定人选，而是每次战争前都需要占卜的。
因此，这次占卜的结果就比较打脸了，竟然只有庆郑做车右最或者才吉祥。晋惠公听说后认为庆郑在会上“出言不逊”且对自己不恭顺，所以取消了庆郑作为“车右”的资格，取而代之以自家的仆徒。这种不遵守占卜结果的事情历史上肯定发生过，但也可以断定是小概率事件，因此这对庆郑来说无疑是一个侮辱，很容易伤害庆郑作为贵族的自尊心。毕竟能给国君做车右，和国君一同拼杀，显然是一个不小的荣誉。何况，巫师的占卜也不会是空穴来风，不负责任的估计，庆郑应该多次做过国君的车右，战斗能力突出，所以才会被卜中。
同时，晋惠公的战车所用的战马，不是晋国本地产的，而是来自郑国。在庆郑看来，这也是大问题，他劝谏晋惠公说：“自古以来，打仗都是用本国的马驾车。这是因为本国的马熟悉水土道路，又被调教驯服，无论怎么指挥都很如意；现在您居然用郑国的马，这些马只是看起来强壮而已，其实外强中干的。一旦打起仗来，这些马可就不会那么容易听指挥了。到时一旦出问题，您恐怕就要后悔了！”但这个时候晋惠公已经对庆郑心存排斥了，怎么可能听从他的建议？而且这个记载说实话，虽然不能随便怀疑其真实性，但总觉得有些太过凑巧，因为后面晋惠公确实是栽在了他的战马上。
公元前年九月，秦晋双方在韩原列阵，准备开战。战前晋惠公派出正卿韩简试探秦国的虚实，韩简观察后回报说：“秦军人少，但斗志高昂，我们人多，但士气低落。”晋惠公故意装作不懂：“哎呀，这是因为什么呢？”韩简估计心里都在想：“这还用说么？”但他可比庆郑“讲政治”多了，一本正经地回答：“您早先被骊姬陷害，出逃的时候秦国帮助过您；后来您继位的时候秦国又帮助过您；尤其是前年，咱们闹饥荒还吃过秦国的救援粮。秦国三次施恩都没有得到报答，所以秦国才打来。现在咱们居然还敢迎战，秦国军士因此更加义愤填膺，所以士气旺盛。咱们不占理，士气自然低下了。”
这里要重点强调一下，当时的战争还是普遍遵循“军礼”传统的。而按照“军礼”，战争必须要师出有名，就晋惠公的“极品”表现，秦国以此来讨伐晋国是完全正义的行为，甚至都不能说是侵略，而晋国按照传统，是该老实认输受罚的，它不如此反而敢于迎战，实际上已经是舆论上的错上加错。这一点后世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但这确实是当时世界的通行规则。所以韩简才说，晋国的迎战行为导致秦国军士更加气愤，原因就在此。接下来我们就会写到宋襄公的“泓水之战”，到时会结合这个最具代表性的战例对“军礼”展开详细分析，这里且按下。
晋惠公岂会真不了解当前的局势和舆论？但指望他“幡然悔悟”显然是奢望，相反，晋惠公此时更是将厚脸皮发挥到极致：“哎呀，我也知道是如此，但是既然秦国都打来了，咱们连迎战都不做，岂不是被秦国看轻了？连一个普通人都不能忍受轻慢，何况是一个国家呢！”那意思就是厚着脸皮打呗。
因此晋惠公派出使者向秦穆公下战书：“姐夫，您的恩德我可从来没忘啊。我现在带着比您军队还多的多的士兵来，这不是要迎战啊，你可不要误会。这只是他们要聚集在一起，我想解散他们，但他们都不同意。所以呢，我希望你能退兵，如果你不退，那我估计这些士兵不会逃避你的攻击。”这番说辞大有之前道歉说辞的无赖风采，说不定都出自一个笔杆子，而且这番说辞软中带硬，大有炫耀优势兵力、让秦穆公知难而退的意思。
然而秦穆公已然恨透了这个小舅子，他此次挥师攻伐，正是要彻底教训他一下，岂能就此半途而废？因此即使总兵力处于弱势，秦穆公也不顾了，他拿着镂花的兵戈，向使者表现出决战的架势：“你小子现在翅膀硬了，厉害了，好啊，那你们就摆好阵势，我一定前来领教！”
韩原之战由此爆发。关于这场战争，历史记载的较为粗疏，有些地方甚至并不能完全合榫。我们结合各种资料以及实际推演，来大致还原一下。首先，虽然秦军方面占据正义和舆论优势，然而这种优势能否转化为战场上的胜势，那恐怕是没有什么必然之理。战斗发起后，秦军凭借着高昂的士气，晋军凭借着多数的兵力，双方应该打的势均力敌。
但很快，正如庆郑战前指出或者“乌鸦嘴诅咒”的那样，晋惠公的战马果然出问题了。估计确实是被战场惊吓到了，那四匹郑国战马不仅不听御手指挥，反而混乱间将晋惠公的战车陷在了泥泞烂泥里，无论进退还是盘旋，都开不出来。御手估计也拿那四匹“洋马”没办法，怎么控制操作都没用。周边的秦军见势自然上来围攻。也是巧合，庆郑的战车正好从旁边经过，晋惠公估计也是着急了，早忘了两人之前的矛盾，招呼庆郑前来相救，甚至有让庆郑当御手的打算。看来庆郑不仅当车右很优秀，当御手也很在行。然而晋惠公忘了，庆郑却没忘，虽然战场危急，但庆郑竟然选择了看戏，甚至当场奚落晋惠公：“你违背占卜，剥夺了我车右的资格；又不听劝谏，固执使用郑马。现在你打败仗是咎由自取，还有脸向我求救？”然后庆郑就施施然地离开了这个局部战场。晋惠公脸都绿了，这回算是极品遇上极品了。
那边秦穆公听说晋惠公陷在了泥潭里，已经被秦军包围，就立即驱车向这边战场赶来，想生擒晋惠公。然而秦军车寡兵少，秦穆公这一贪功冒进，很快就脱离了大部队，反而也陷入了周边晋军的包围。看来论起送人头，小舅子和姐夫都不遑多让，谁也别笑话谁。
此时俯观整个战场的态势就很有趣了，分别以晋惠公和秦穆公的战车为圆心，战场上出现有两个大的圆圈，而中间还有两国战车在混战，夹杂着庆郑在两个圆圈中间的战场上穿梭。至于庆郑到底在干啥，我们待会再说。显然，这个战场形势很明显，就看谁能先擒住对方的国君了。
此时包围秦穆公的晋军局部战场指挥者是正卿韩简，估计他的战马是晋国马，因此不仅发挥正常，还抓住战机围住了秦穆公。据载他的御手叫梁由靡，车右为虢射。后者正是晋惠公的那个一直主张攻打秦国的舅舅，这时终于逮到秦穆公，那哪还会客气？奋勇猛攻之下，秦穆公都被攻击负伤，眼见着就要被晋军俘虏了。而一旦他被擒住，秦军士气必然低落，没有了士气依凭，兵力又不如对方，秦军战败势成定局。
然而就在韩简、虢射猛攻即将得手的时候，庆郑吭哧拉歪地赶了过来（估计他驾车的技术确实厉害吧，所以能轻松越过两个圆圈中间的众多战车），向他们讲：“你们别忙着打了，还是先去救救你们的国君吧！”原来他虽然选择不救晋惠公，但终究心里过意不去，因此前来告知韩简和虢射，希望他们去救晋惠公。
然而他这点未泯仅存的“良心”，竟然反而坏了事，耽搁了晋军生擒秦穆公的时机。正在韩简犹豫之时，也就是秦穆公和整个秦军最危险的时刻，战场上突然冲进一支部队，仿佛从天而降一般，刹那间改变了整个战局！
只见那支部队不过三百余人，或是骑马，或是步行，虽然没有战车，但来势汹汹，势不可挡，一头就扎进了包围秦穆公的晋军包围圈，很快就将包围圈冲开，化解了秦穆公迫在眉睫的危机。其后那三百人又奋勇拼杀，英勇无比，他们奔驰所到之处，晋军难逆其锋，秦军也备受鼓舞，联合攻杀，晋军大败而走。晋惠公最终也没把战车从泥里开出来，只能沦为俘虏。
原本该以秦穆公被俘、秦国战败结束的韩原之战，就这样转眼间以晋惠公被俘、晋国大败而告终，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实在是想说不戏剧性都不行！
而制造这一戏剧性战例的三百勇士，便是当时秦国的“岐下野人”！这也是“野人”第一次登上中国军事战争史的舞台，以如此戏剧性的方式！
3、“野人”来喽！
秦穆公死里逃生，又反败为胜，自然大喜过望，估计他连伤口都来不及包扎，就要前来感谢恩公们。哪知那三百勇士却说：“不，您才是恩公，您是我们所有人的恩公！”
原来这事要一竿子支到三年前。当时秦穆公在岐山游玩，有匹宝马不见了，他就亲自去找，但等找到的时候，才发现那宝马已经被当地的“野人”杀了，正在分着吃肉呢。手下官吏深入追查，竟然有三百多人都牵扯到本案。这个案子估计我们后人看了会觉得没啥大不了的，但在当时却是死罪。而既然有法令，那官吏肯定要依法执行，但当案子报到秦穆公手上，秦穆公却说：“君子不能因为头畜生就杀害小人啊，我听说吃了马肉必须得喝酒，不然人会死掉，既然如此，就赏酒给所有吃肉的人吧。”那三百人原本以为必死无疑，没想到秦穆公不仅不追究，反而还请他们饮酒，实在太仁义了，因此全对秦穆公感恩戴德，发誓报恩。
三年后，他们见秦穆公征伐晋国，就偷偷跟着，韩原之战时他们就藏在战场之侧，见到秦穆公陷入被围的危险境地，就立刻冲了出来，人人推锋争死，奋勇作战，以求报答秦穆公的恩德。韩原之战就这样因为他们的加入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秦穆公当初估计也就是偶行一善，其后更是早已忘在脑后，但眼前却恐怕不禁有“真香！”之感。
这就是“岐下野人”的故事。正如开头所说，“岐下野人”才是韩原之战的真正亮点，因为这是中国军事战争的舞台上第一次出现了“野人”的身影。而这个“野人”，不是我们今天常说的神农架野人之类的意思，而是当时社会中人数更为庞大却又地位低下的一大阶层。
《长勺之战》中我们已经稍微提到过，“野人”是和“国人”相对应的概念，这里详细展开说说，在西周以及春秋初期分封制、宗法制盛行的年代里，“国人”和“野人”无论是血缘关系、居住居所、政治地位、政治待遇等几乎所有层面都有着严格的区别和界限。
血缘关系上，国人和周天子或者所在封国的开国国君有着或远或近的血缘联系，就算国人沦为平民，他们也是本族人，具有贵族血统。分封和宗法制的核心便是血缘，因此国人野人的政治地位也由此分野，前者属于统治阶层，后者属于被统治阶层。从居住居所来说，国人住在国里、乡里，野人就只能住在野外、遂里。而相关的政治待遇上更是千差万别。之前提到过受教育情况，国人是有受教育的权利的，即使是曹刿那种已然落魄为平民的“士”，也可以得到相应的教育，但野人就没有资格了。
又比如国人有参加军队服兵役的权利，而野人却被排除于外。关于这一点，不要以时代观点盲目认为服兵役就是个苦差事，在当时这可是贵族阶级的特权，是一种荣耀。就拿当时军队的独立战术单位——战车来说，能站在车上的三个人，至少得是“大夫”这一官僚阶层的人物或者子弟，比如鲁庄公的御手秦子、车右梁子等人，这个“子”可不是后世的百家诸子，而是“公侯伯子男”爵位中的子，是具有真实地位的贵族。而战车所附属步兵的组成人员，虽然地位低于车上的人，但也普遍是由官僚阶层或国人中的“士”组成，所谓战士军士兵士等等，这个“士”最初便是源自于此。因此不是谁都能成为“战士”的，首先得身份是个“士”才行。而即使是负责战车后勤、搬运等苦力工作的非战斗人员，在韩原之战以前，应该也罕有野人的身影（不排除有野人沦为奴隶临时充当的现象，但肯定是个例），因为即使是这样低级的“权利”，野人也没有资格享受。这一点倒是不奇怪，军队作为统治暴力机器，当然不能让被统治阶级参与其中。
至于参与国政的政治权利，区别就更大了。《长勺之战》中我们曾经质疑过，已然沦为平民的曹刿怎么会那么轻易地就见到了鲁庄公，然而无论是亲自求见也好，他人推荐也罢，这只是方式上的区别，有一点无可置疑，那就是国人是具有参与国政的天然权利和资格的，对国人来说，国家大事和自身密切相关，他们参与或者说掺和，虽然有些“不合时宜”（毕竟身份地位已然有差），但绝不是“多管闲事”。但显然，即使是这种国人几乎“忘却”使用的权利，也都是野人可望而不可即的。
甚至在日常的言行中，我们都能看到这种差异，比如秦穆公饶恕“岐下野人”时说：“君子不因畜生杀害小人”，这里的“君子”和“小人”不是道德意义上的意思，“岐下野人”不是因为偷吃了马而有了道德瑕疵，从而成为小人。这个“小人”是指地位，实质是渺小的人、地位低下的人，当时也就是指野人以及奴隶了。而“君子”自然就是上等人的代指，不是因为秦穆公“仁义”，比如晋惠公肯定不仁义，但他也是无可置疑的“君子”，大人物。
正是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等诸多因素的限制，使得“野人”一直苦苦匍匐于社会的底层。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时代的变革，“野人”终于开始登上历史前台，“国人”和“野人”也开始相互融合，可以说，到战国中后期，二者之间的界限就已经基本消失，“野人”都普遍变成了“国人”。只是这个“国人”，已再不是之前的那个单纯的“国人”了。
考察二者之间界限的消失，无外乎几个主要原因。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血缘关系的崩溃，毕竟这是分封宗法制的根基，只有将它彻底打破，整个社会才会开启人员流动和错落杂居的大趋势。而春秋初期以来，各诸侯国内部普遍上演的争权、分裂斗争以及外部的持续兼并战争，都使得社会顶层的众多贵族大家族开始逐渐走向衰落甚至解体，这一从上而下的变革自然会打破旧有的社会格局，加速国野间以及不同国家间人员的流动和融合。
其次便是经济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铁制工具开启铁耕时代，农业经济的进步自然会带动商业和手工业的崛起，从而加强整个社会尤其国野之间的联系，国和野从经济上逐渐趋向于同一整体。在此大背景下，个人的独自生存能力和独立性也逐渐增强，已能逐渐脱离家族而独自行动，这自然更加剧了人员流动的局面，尤其是野人的流动。
第三是军事扩张的需要以及时代对“野人”阶层的呼唤。可以想见，出于兼并战争的需要，各诸侯国无论是为了自保还是扩张，都需要大力发展军备，而随着战争规模的逐渐扩大，兵源不足便成了可以想见的难题。相比于数量有限且尊贵的国人，人数更多且潜力更大的野人自然就成为了时代呼唤的力量，各诸侯国由此全面改革征兵制度，“野人不当兵”的传统就此打破，这也使得国野界限逐渐泯灭，国人和野人（庶人）逐渐融为一体。
春秋时期最先这么做的国家便是“作州兵”的晋国。所谓“作州兵”，就是开始在野人中征兵，让野人进入军队，成为正式士兵。而这个“州”，最靠谱的解释应该是：“王国百里为郊，二百里为州，三百里为野。”结合“诸侯三郊三遂”的说法，效是国和野、乡和遂的分界线，那州就应该是遂的组成部分，实质属于野，“作州兵”正是改变国人兵役制，开始实行国人、野人共同兵役制。
其后，诸侯各国也都相继模仿晋国，改革传统兵役制度，从而使“野人”全面登场。这可是中国军事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进步，一方面不仅扩大了兵源，解决了历史发展的难题，使得各诸侯国兵力猛增，同时也直接拉升了战争的规模，将战争向更高难度和维度的复杂局面渐次推进。一个直接例证就是，春秋时期战争规模一般不过是数千、小几万人，然而到了战国时期，战争已动辄以数十万计，这便是野人这一群体的数量优势和战争潜力所在。
更深远的影响是，随着“野人”的加入，车兵中步卒的数量明显增加，大幅调整了车兵和步兵的比例关系，从而带来军事上的系列连锁变化，最终使得车兵逐渐丧失作为战争头号兵种的地位，由步兵取而代之，从而为后续步骑兵种成为战争主导奠定了基础。
而晋国“作州兵”的时间，正是韩原之战发生的同一年。虽然我们不能确定地说，晋国就是受到了韩原之战的影响和启发，这才开始“作州兵”，但这应该是大概率事件。毕竟韩原之战中三百“岐下野人”的勇猛表现，势必会给战争双方乃至当时的整个世界都留下深刻印象和启示。
“岐下野人”的出场，虽然不过是历史中一次极为偶然的事件，也富有戏剧性，但“野人”这一阶层登上历史和军事舞台，却无疑已成为不可避免的大趋势，这恐怕才是韩原之战的最大意义。
最后交代一下战后的情况。晋惠公被俘后又被带到了秦国，秦穆公对他自然不会客气，决定杀了他祭天兼出气。然而秦穆公不拿他当小舅子，穆姬却不能不拿他当弟弟，虽然她也讨厌这个弟弟，但毕竟是亲姐弟，不能不救。于是穆姬一哭二闹三上吊，据说连四个子女都带上了，威胁秦穆公说：“你早上杀掉夷吾（即晋惠公），我们五个晚上就死给你看，不信你试试。”秦穆公拿她没办法，更担心绝后，而此时周天子（周襄王）也来信求情，大意是说晋侯是我的同宗，多少给点面子。当时晋国国内也因国君被俘的耻辱而仇恨秦国，不排除有攻打秦国的可能。因此秦穆公权衡利弊，最后还是决定放了晋惠公。
死里逃生、吃一堑长一智的晋惠公终于学乖了些，回国后将河西地区割给了秦国，两年后又派太子质于秦，终其余生都没敢再得罪他姐夫。
然而对于韩原之战中展现出“神级操作”以致他被俘的大夫庆郑，晋惠公可就不会再忍耐了，回国后立马下令杀了庆郑。在此之前，有人劝说庆郑赶紧逃跑，然而庆郑却没有采纳，他说：“因为我的原因导致国君战败，这是严重的罪责，我必须要负责。怎么负责呢？如果国君死在秦人手中，我作为大臣必须要自杀。但现在国君还没死，我就得等着他回来处罚我，我不能让国君丧失处罚我的机会。如果我跑了，那不是有失大臣的职责么？”因此安心等待晋惠公回国，然后从容赴死。
庆郑的心态和抉择，估计现代人不仅不能理解，反而会觉得他脑子是不是不正常。而综合其前后的“无厘头”表现，甚至不排除得出他有私通秦国、是秦国卧底的可能。然而实情绝非如此，这都是时代发生根本性改变以后，不同社会规则和道德标准之间所产生的巨大隔阂和误会。毕竟西周和春秋这一建立在贵族统治基础上的社会，已经过去了两千多年，那些曾经的“贵族风流”已经距离我们太远太远，以致后人都已经有些理解不能。关于这一点，我将在《泓水之战》中详细分析。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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