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日本茶文化源自中国，传入后与日本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日本的安土桃山时代兵荒马乱，统治阶层放松了对文化的限制，茶道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与此同时，统治者为了加强政治控制，将茶道作为民众思想控制的工具，由此从侧面推动了茶道由贵族化向民众化转变。在此时期出现了村田珠光、武野邵鸥和千利休等茶人，他们根据时代需求融入禅元素，使茶道更贴近日式审美，形成了独具日本民族特色的茶道。所以在安土桃山时代，茶文化本土化蜕变而基本定型。日本茶道以中国茶文化为其外形依托，日本茶人再赋予日本文化精神内核。在不同历史阶段，日本茶道的发展状态各有不同，这均与其当时的历史社会背景密切相关。结合时代背景研究和分析日本茶道最终在安土桃山时代定型的历史原因，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更好地认识日本茶道文化。
一、禅茶一体
镰仓时代，临济宗禅师荣西两次入宋学习佛法和中国的饮茶文化，在带回禅宗的同时，还带回了茶籽和饮茶方法，饮茶文化由此再次兴盛。禅宗和茶道这种特殊的孪生关系，注定了二者在历史发展中难以割舍、相互成就。荣西还著述了《吃茶养生记》，主要论述茶的药物性能，并且详细介绍了茶树栽培法和制茶法，将佛教和茶道融为一体，可谓是日本茶道史上一部里程碑似的作品。据传源实朝将军生病后饮用荣西献的茶便痊愈了，由此茶叶的药效被大肆宣传开来，这极大地推动了茶文化的传播。由此饮茶之风以寺院为中心推广开来，并且逐渐普及到民间。又因镰仓幕府实行“护国兴禅”制度，禅宗得以在日本迅速发展与传播。到了室町时代流行一种源于禅寺的“唐式茶会”，颇受禅僧们喜爱。“唐式茶会”对日本茶道影响深远，早期茶道中便含有部分“唐式茶会”的特点。由禅寺兴起的茶文化带动了全社会的吃茶之风，为日本独具特色的茶道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5世纪中叶后，奢华大气的“唐式茶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追求枯淡闲寂的“茶之汤”，这便是由村田珠光所创的日本茶道雏形。当时的奈良禅寺密集，生于奈良的珠光因得天独厚的环境使然，归为一休宗纯的门下研修禅法。同时奈良饮茶之风盛行，耳濡目染下珠光只身前往京都大德寺修习禅法，将禅悟引入茶事中。后来珠光汲取当时盛行的斗茶会、云脚茶会、书院茶会、淋汗茶会等各种茶会元素，以禅宗的寺院茶礼为主体进行改革，从而草创了日本茶道，由此可见禅宗与茶道渊源之深。珠光之后，既是茶人又是禅师的武野邵鸥在继承其茶道理念后又将日本和歌元素融入茶道，茶道风格以古朴自然、恬静幽玄为主。从学于绍鸥的“茶圣”千利休不仅研修茶道，还参悟禅法，结合珠光和绍鸥的茶道思想，首创“草庵茶道”，主张以禅宗的禅境追求茶道之化境。千利休在改革茶道的过程中，结合禅悟提炼出了最能体现日本茶道思想和日式美学的“和敬清寂”四个字，用以阐述茶道之化境。
日本禅宗的直接来源是中国的南宗，中国南宗具有农禅特点，讲求禅众共同劳动、共同修炼、一律平等。与日本注重群体、提倡人际关系亲和的文化传统正好相符，这也是中国禅宗为日本民族喜爱和接受的重要原因。禅宗传入日本后，这种精神追求日渐融入了日本民族的基本习俗。关于禅宗的社会作用，我国中唐荷泽寺禅师神会曾有言：“德皆断烦恼为本”。“佛法东流以来，所有大第求”。因此，“禅”的基本社会功能是引导人们摆脱世俗烦恼，获得精神上的释放和心灵上的平静。而日本茶道和禅宗都追求平和敬爱，同祥，茶道也有帮助人们清心寡欲、自我修行。日本茶道以其独具日本地域特色、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在引导世人抛却烦恼、修身养性中起着更为特殊的作用。从日本禅宗与茶道孪生的关系来看，日本茶道逐渐蜕变成禅宗自然观外化的一种艺术形式。日本茶道在形成过程中，不断吸收“禅”元素，借助禅宗的影响力为社会各阶层所接受。
二、统治者的政治需求
对于生活在终日出征厮杀时代的武士们，他们需要精神寄托和情感慰藉，而茶道就满足了他们这种需求。从村田珠光创造出“禅茶一味”的意境开始，饮茶便如参禅悟法。在与“禅”结合的茶事中，武士们可以短暂逃避现实、看淡生死，从而忘却马革裹尸的悲惨命运，在“禅”的世界里得以解脱。因此在安土桃山时代，日本统治者对茶道的社会作用极为重视，将茶道化作思想统治工具以加强对社会各阶层的政治控制。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为了巩固统治和提高个人威信，大力向社会推广茶道，从而更进一步推动茶道的发展。在当时的茶道中，茶具因各种历史原因而被奉尊为圣物，但凡有物质条件的茶人都会在稀有的茶具上砸下重金。织田信长对茶具喜好狂热，但是他的喜好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政治需求，为此茶具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政治意义。在织田家族当中，织田信长规定家臣不能私自召开茶会，但如果得到他赏赐的茶具则可以用来召开茶会。为此，茶具由茶事工具转变成是荣誉的象征。
结合特殊时代背景分析，信长出于深远的政治考量才做出如此规定。当时为大名立下大功劳的部下可以得到大名赏赐的领地，信长担忧某些大名得到领地后实力壮大，会有反叛的风险。于是他就把茶具作为精神方面的奖励和社会荣誉来代替赏赐领地。除此之外，信长为了对公卿贵族示好，显示自己对于茶道的重视；还在京都邀请公卿和著名的茶人一起举办茶会，以拉拢他们。茶道的政治化和功利化作用在织田信长的统治时代达到最高峰，所以在茶人角度来看信长的手段虚伪庸俗，让茶道带有反传统的世俗色彩。但握有实权者重视茶道，在某种程度上对茶道的传播与发展无疑有强大的推动作用。继信长之后的丰臣秀吉为安抚天下，任命千利休为专职茶头，命他继续完善茶礼。丰臣秀吉还经常在重大政治活动前后举行规模盛大的茶会，进一步扩大了茶道的社会影响。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茶道成为日本统治者驾驭民众的一种思想武器。
作为当时统治阶层的武士能如此顺利地接受茶道，除了修身养性和约束自身外，还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日本学者林屋辰三郎指出，茶会仪式中包含了日本传统文化中“一味同心”的理念。“一味同心”这个词源于古人祭祀神社前共饮神水、期望同心团结的仪式。因此，这个时期武士在茶会中所追求的精神想必也是“一味同心”。以同品一碗茶水而凝聚起来的向心力，如果不是“一味同心”，又能是什么呢？日本战国时代是弑主的“下克上”的时代，统治者利用茶事对武士进行思想控制，引导他们追求“一味同心”的精神境界，茶道便成了凝聚统治集团、缓解君臣关系的纽带。但正如在平安时代后期衰落的茶文化所彰显，如果茶道仅仅是统治贵族和僧侣的趣味而脱离民众，注定无法经受外部环境变化的考验而获得进一步的发展。源自中国的茶文化与日本“一味同心”的传统文化理念相结合，进一步充实了日本茶道的文化内涵，并为日本的各阶层所接受。
三、千利休对茶道的贡献
千利休综合村田珠光、武野绍鸥的茶道思想，再通过自己在茶道及禅宗上的深厚修养进行了全方位、深层次的改良，从而使草庵“侘”茶道思想最终完善。首先他真正消除茶道中的娱乐成分，使茶道变成一项纯粹的艺术活动。日本茶道的娱乐性源于室町时代的斗茶会，室町时代的斗茶会效仿宋代斗茶，并在此基础上大大升级使得茶会更加游戏化、系统化和复杂化。在日本茶道形成的过程中，村田珠光到武野绍鸥都对减少茶道中的娱乐因素做出过努力，比如村田珠光将追求奢华茶具的斗茶、书院茶风改为尊崇乡间茶具的草庵茶风，并通过“禅”的思想，将茶道由娱乐形式提升到艺术的高度。而绍鸥主要是以结合歌道为主，开创新的绍鸥式艺术风格，但是归根结底来讲是珠光式茶风的升华。真正消除茶道娱乐性的是千利休，为了缩短茶事时间，他发明“传饮法”；取消唐物展览室以消释茶会中炫富的心态，使主客能共同专注茶会。很大程度上动摇了人们“唐物唯美”的执念，此后和物审美价值引起茶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