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顾名思义，是指隐而不出之士。中国古代隐士的历史十分悠久，尧舜时期的许由、巢父以自己淡泊名利的崇高节操赢得了后世的尊敬，被历代隐士奉为鼻祖。隐士虽名为隐而不出之士，但名闻遐迩之辈层出不穷，如魏晋时期的嵇康、阮籍、陶渊明、戴违、皇甫谧、陶弘景等等。他们都是中国古典文化史上的名人，在各自的领域内取得了较高的成就。
正所谓：“文人得意时仕，失意时隐，自古而然。”但魏晋南北朝隐士之多，隐逸文化之盛行，却实为历代之冠。魏晋时期，隐士在数量、质量上都有了质的提升。
另外，魏晋隐逸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对个体性的强调。颇有一种谁有个性谁出名的极端化现象。生活审美领域的终身不仕、不屈权贵、自然审美领域的游而忘返、山林之隐以及艺术审美领域的偏爱行草等现象都是魏晋隐士对隐士生活的追求，同时也是魏晋隐士美学的体现。
一、魏晋隐士的美学表现
在生活方式方面，魏晋隐士以高度的精神自觉拒绝功利的诱惑，坚守清贫之道。无功利性是审美的基本属性之一，以修身养性为己任的魏晋隐士就是以超脱的态度对待物质利益。
魏晋隐士一则不受馈赠，耕而后食，自食其力地满足最基本地物质生活地需求，主动对抗魏晋滋生的奢靡之风与不择手段敛财、尽情享乐的行为方式，二则不与言利，在工作时不计较报酬，把工作当作一种生活的乐趣，在劳动中享受生活。
在人生态度方面，魏晋隐士避世而不厌世，或纵情山水，以无功利的心态全神贯注于自然山水之美。于自然山水中充分体验自己的天真本性，领受回归于自然的审美感受，利用自然山水调和社会与人生理想之间的矛盾，保证人格的独立和完整。
隐士们常常弋钓抚琴，在垂钓中体味山水之乐、自然之趣，享受环境与心态的双重宁静，在音乐中得到美的享受并借此表明心志、彰显自己高洁的德行他们以积极的态度面对隐逸生活，为自己创造出了一种轻松、从容、富有情趣的人生境界。
在精神诉求方面，魏晋隐士具有较高程度的个体意识的自觉。他们主动与权力中心拉开距离，勇敢追求人身与人格的双重自由。从动机上来讲，魏晋隐士对自由的追求是最为纯粹的。他们多数是在本性的感召下主动归隐。
《晋书》、《宋书》等正史的隐逸传中多有“闲静寡欲”、“好学恬虚”晋书·隐逸传之类的记述。而且魏晋隐士对自由的纯度要求很高，身心都要远离官场，山林之隐在魏晋的流行程度要远远大于朝隐、中隐这些略微带有妥协意味的隐逸方式。
二、魏晋隐士与生活审美
隐士拥有自己的生活，同时又是他人生活的一部分，处于他人的观察之中，所以对于魏晋隐士来说，生活审美亦分为两部分人格审美与生活审美。
人格审美，即主体审美、人物审美，是他者将隐士作为生活中的审美对象而欣赏，生活审美是隐士自身把现实生活当作审美来体验，即诗意地栖居。二者合起来，方成“生活审美”之完善义。
1、隐士的人格之美
人格之美就是指人在思想、道德、情感等方面所具有的很能吸引人的、为人所尊崇的力量。在魏晋时期，时人对隐士的人格是颇为倾倒的，而魏晋隐士之人格魅力的获得主要源于其在学识方面的造诣和对德行操守的坚持。
一方面，魏晋时期，由于儒家思想统治地位的瓦解以及战乱时期对于人才的渴求。汉代流行的儒家以德量人的人才观被以才量人的人才观所取代，曹操于建安十五年和十九年分别发布求贤令，不考虑门第、德行而纯粹以才能为招纳之标准。
唯才是举的设想虽然在士族门阀的强势压迫之下逐渐失去了原本的含义，但对才能的重视还是由政事领域渗透进了当时的人物鉴赏及人物审美领域，并成为魏晋时人品评人物时的重要标准之一。
于是魏晋时人在评价隐士时，也经常把眼光落在他们的学识才智之上，这样魏晋隐士在学术研究领域的造诣以及因为深厚的知识内涵而具有的敏锐的洞察力就成为了他们为时人所叹服、钦尚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魏晋之时，隐士本身具备的深厚学识成为了他们为人所叹服的原因与人格魅力的主要来源。
在学术环境较为宽松的魏晋时期，魏晋隐士广泛涉猎于多个学术领域，博学多识成为他们普遍具备的素质之一。
在魏晋，由于隐逸与社会思潮的主流玄学以及颇受士人青睐的佛学之间存在内在的相似性，历来的非主流隐文化形式在魏晋以显性形态出现在，尊隐、羡隐之风在此时的盛行程度是历代最高的，在这样的环境里，隐士也因其身份本身即受到了众人的推崇。
另一方面，在魏晋，绝大多数隐士在德行方面是无可指责的，“行身不秽”正是他们“为物所叹服”的原因之所在。
除了孝梯为本以及辞让谦和两方面，魏晋隐士同样也新华恻隐之心。魏晋隐士心怀恻隐以己所有之力对身边诸人加以帮助的做法使其更容易得到他人的认同，而此恻隐之心纯粹发自内心、不掺杂功利色彩的特质又使得这样的认同升级成为尊崇。
2、隐逸生活的审美特质
穴居野处的生活自有其艰，生活条件的简陋、精神的空虚、独处的寂寞等等都是隐士要面临的考验，在魏晋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尤甚。
孔子云“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物质匾乏时的无功利性、平淡生活的艺术性、封建专制制度下对自由的追求都是难能可贵的，惟其如此，魏晋隐士的生活才更称得上是审美化的生活。
①隐逸生活的超功利性
超功利性，用中国古人的话来讲，就是“虚静”。最早讲“虚静”的是被誉为中国传统美学起点的老子美学：《老子第十章》“涤除玄鉴，能无疵乎”。也就是把关照道作为认识的最高目标和要求人们排除主观欲念和主观成见。
隐士之为隐士，一方面在于他们能够放弃古代知识分子赖以立身的传承道统、以道统整合天下的责任，转而把生活的重心放在内心的修养上。同时避人避世，少与人交往另一方面在于他们能够摆脱物的束缚，抛弃贫富得失的计较，主动追求清贫的生活。
在魏晋，隐士对饮食起居等物质生活的要求很低，韩绩在《晋书·隐逸传》中提到：“布衣蔬食”，郑修在《魏书·逸士传》中提及：“饭蔬食饮水”。很少有隐士会如同唐及之后的隐士一样追求舒适的生活。
这是因为在魏晋，隐士入仕的机会要远远大于一般士人，受门阀士族制度以及尊隐、羡隐之风气盛行的影响，即使是出身寒门的隐士也多次受到统治者的主动招揽，这说明隐士之贫是其自主选择的结果，与本身能力无关。
另外，在魏晋，以隐逸的极端性为主要特征之一的隐士却基本上不承认这些中间化的隐逸方式的合法性，他们选择彻底与闲适的仕宦生活脱离，以独立劳动、牺牲生活的舒适性为代价来显示其对于隐逸精神的持守。
②隐逸生活的艺术性
魏晋的隐士尤为喜爱琴歌。与其他时期的隐士相比，魏晋隐士之爱琴胜在数量与重视程度。从数量上讲，《后汉书·逸民传》中所载之善琴隐士为一位，唐代也为一位，宋代为三位，元代为零，明代为一位，而魏晋隐士则为十五位，人数明显最多。
从程度上讲，唐宋之隐士虽也爱琴，但却只是将它作为生活的调剂。而魏晋隐士中却有很多人将其作为了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双方对琴的重视程度明显也是不同。可以说，在中国传统隐逸史上最为爱琴者莫过于魏晋隐士。
除了琴歌，魏晋隐士还颇爱垂钓之乐。魏晋时期，体味自然之趣、山水之乐己经成为士人生活的重要部分之一。魏晋隐士对山水的喜爱较之一般士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很多隐士如郭文等都有远游名山而至于忘返的事迹。
因此，渔钓自然很容易为魏晋隐士所接受。而且，垂钓需要安静的环境与宁静的心态，这种双重的“静”恰恰符合隐士的精神诉求。从形式上说，隐士的隐，目的就是为了避人避世，魏晋隐士尤甚。
结尾
在生活审美领域，魏晋隐士以其回归到庄子美学框架内的审美特征丰富了士人美学的审美内涵。魏晋之前之隐逸，重点在隐，在避世，他们的生活态度还是一种实用性的、现实性的态度，并没有真正走入美学领域。
到魏晋时期，在玄学的学术背景之下，隐士对于隐逸的理解重新回到了庄子的、思想框架内，日常生活的功利性、艺术性、对自由的追求等特点使得他们的隐逸生活具有了鲜明的审美化特征。
也就是在这时，魏晋隐士的生活态度与境界才真正由偏重于实用性转化为注重精神性，由世俗走向高蹈，最大限度地接近了庄子的逍遥游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