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民族是有独特信仰的民族，信仰圣人人格，信仰文治武功，信仰伦理道义，信仰仁政德治。基于这些信仰，使华夏文明历经沧桑而绵延不绝，焕发出生生不息的活力。信仰赋予我们前进的梦想，增添我们生命的力量，激励我们求索的激情，给予我们体验付出的快乐。信仰让我们强大，使我们勇敢，造就我们无限的人生潜能。信仰圣人人格，就会拥有完善改造自我的内在动力；信仰文治武功，就会坚定成就人生能为的意志；信仰伦理道义，就会倍增彰显正义权威的勇气；信仰仁政德治，就会勾画追求天下大同的梦想。完善改造自我，让信仰成为了人生灯塔；成就人生能为，让信仰成为了事业牵引；彰显正义权威，让信仰成为了道义坐标；追求天下大同，让信仰成为了崇高使命。没有信仰，则人生就会枯燥无味，平庸而可叹。
不同种族、地域和文化境域的人，会有不同的人生信仰。中华文明从其早期形成之时，就在应对自然挑战以及处理社会矛盾中催生出很多独特的人生信仰。文明一经拥有了信仰，就会引导和激励人们坚定信心，为达致理想和目标而坚忍不拔，勇往直前。信仰赋予我们前进的梦想，给予我们生命的力量，感受我们求索的激情，体验我们付出的快乐。信仰让我们强大，使我们勇敢，造就我们无限的人生潜能。概观这些信仰，不外乎从人性自觉、事业功为和社会道义、政治理想等方面提炼出人生需要相信和尊敬的主张，以为人生行为和政治运作提供榜样和指南。
一、信仰圣人人格，完善改造自我。在先哲看来，我们不能必然改变世道命运，但可必然改造自己人生。追求圣境式的人生理想，是先秦儒、道等学派的共同信仰。孔孟、荀子等早期儒家以尧、舜、禹为帝王的王道偶像，后期儒者又将孔子立为士君子或知识分子的精神楷模。在《老子》的思想中，与道为一的人主即是圣人式的榜样。《庄子》又将与道或与天为一的至人或真人，确立为人生追求的精神导师或大宗师。当然，先秦诸子学说的圣格信仰不止于这些。这些圣人偶像或精神宗师，虽理想内涵不同，然一于诉诸信仰的力量。圣人或导师的存在，历史真实，生动具体，容易让人产生心灵的归依和精神的崇拜。
建立圣境的人生信仰，造就了人格偶像的感召力量。它启迪人性反思、反省：作为“人”，竟然有这样的活法，还可以有这样的崇高体验和伟大人生？在圣人偶像的榜样感召中，我们就会产生耻不若人而知耻后勇的的内在驱力，就会形成忧不若圣而心向往之的激情乐趣。
确立圣境的人生信仰，形成了自信自强的辐射力量。圣人与我同类，不过是“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孟子·告子上》）。圣人能如此，我为什么不能？在圣人榜样的信仰中，我们感受到了人生追求和修为的极致体验，体悟到了人类的潜能、能量和秀灵所在。藉由圣人人格的能为自觉，催化了古代士阶层或知识分子的人性自信。
树立圣境的人生信仰，发挥了偶像楷模的引导力量。在圣人的人格崇拜和精神归依中，不仅有情感的认同、能力的认同，还有理性的认同、实践的认同。圣人之为圣人，乃在于以天下为己任，以仁爱理义为准则，以忠诚笃信为信条，以博施济众为功效。这种人生楷式、功业格局和道德气象，就是模范的先导和制导的力量。
二、信仰文治武功，成就人生能为。在先哲的论说中，既有博大人格德性的信仰，更有伟大功绩、事业的尊崇。这一信仰的榜样，就是文治武功。当然，文治武功信仰的形成，既是对尧舜功业的继承，又是文王武王面临现实而进行的开创。尧为君的伟大，乃在于“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论说文治武功的典籍，最早出自《诗经》，而主要体现于《尚书》中。前者如“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大雅·文王》）的文治和“肆伐大商，会朝清明”（《大雅·大明》）的武功，后者如“以觐文王之耿光，以扬武王之大烈”（《立政》）。文治武功的信仰，在《孟子》中成为王道、圣治的榜样。文王发政施仁，其民无“冻馁之老者”（《尽心上》），鳏寡孤独者皆有所养。武王征伐而民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梁惠王下》），拯救黎民于水火之中。
文治的信仰，奠为后世王道政治的榜样。立王之德，当如文王的“纯亦不已”（《中庸》）；兴王之政，当如文王的“发政施仁”；立王之治，当如文王的“万邦作孚”；立王之道，当如文王的“仁者无敌”（《孟子·梁惠王上》）。此在《老子》中就是“执大象，天下往”。
武功的信仰，定为后世正义之兵的典范。立兵之本，当如武王的“仁义之兵”（《荀子·议兵》）；立王之师，当如武王的“令行禁止”；兴王之征，当如武王的“如火烈烈，则莫我敢遏”（《诗·周颂》）；立王之伐，当如武王的“天下宁定，百姓和集”（《淮南子·本经训》）。此在《老子》中就是“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
三、信仰伦理道义，彰显正义权威。先哲基于人性的伦理和人生的经验，而提炼出一些列指导和劝勉于人的道义主张、社会正义。这些主张、正义，既是人生的信念，又是教化的根基。藉由这一系列道义主张、社会正义，维持着社会的自秩序功能，发挥着激励人、劝勉人和引导人的力量。
善有善报，是一道义主张。“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笃信这一信念，就会坚定爱人、敬人的作为，而得之不得则反求诸己。兼爱才有互爱，敬人方有人敬。欲得之于人，必修之于己。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祸福、吉凶无不是自己招之、求之者。
礼尚往来，是一社会正义。“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礼记·曲礼上》）与而不取，为仁爱之德。先与后取，则礼尚往来。有施有报、往来有礼，为裁分之义。待人若我，则裁义为宜。我为人人，则人人自能为我。用现在的语言来表达之，就是互惠互利，合作共赢，就是社会和国际正义。
己正正人，是一权威箴言。“人之情，心服于德，不服于力。”（《文子·符言》）坚守这一信念，就要在确立自身权威、威信上以身作则，以德为先，身教重于言教。“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上行必下效。上好义，则下莫敢不服；上好礼，则下莫敢不敬；上好信，则下莫敢不用情。己身正，则不令而行；己不正，则虽令不从。
四、信仰仁政德治，追求天下大同。政治运作有其内在的规律，而将之上升为笃信的真理，就是政治信仰。政治信仰，对于国家领导者来说，就在于确立正确的导向，合理的道术，成功的方略。政治信仰一经笃定，就会为之践行不辍，不达目标誓不罢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为政以德”，制行必先正心。政治导向，决定国家治理的出路和效验。“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德政施，民心自能归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将使民“有耻且格”。人有耻心，则赏之不窃。“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吕氏春秋·上德》）为政以德以义，则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止。与此不同，若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论语·为政》），则是“民免而无耻”。免于刑戮而无耻，则厚赏不足以劝善，严罚不足以禁恶。严罚厚赏，乃为衰世之政。藉由正心以制导其行，方能使行勿入于恶。
“仁者无敌”，胜敌必先自胜。治理一国一政，莫不愿无敌于天下。只有民心归顺，方能天下无敌。治国者若能“施仁政于民”（《孟子·梁惠王上》），则上下同心同德，就可使“制梃以达秦楚之坚甲利兵”。“先为不可胜之政，而后求胜于敌。”（《文子·上礼》）地广民众，不足以为强；坚甲兵利，不可以恃胜。“乘时势，因民欲，而天下服。”（《文子·下德》）善为政者积其德，善治国者固其基。德之所施者博，则威之所制者广。对于现实来说，善为国际博弈者，当善我政强我兵而惧敌于千里之外。行王道德政者胜，穷兵为霸权者亡。
“得道多助”，执大象天下往。治国理政之要，莫过于“以道莅天下”。“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孟子·公孙丑下》）在国之得亡上，得道则国存，理塞则国亡。“存在得道，不在于小。亡在失道，不在于大”（《文子·上仁》）。得民心者得天下。在保国安民上，“无恃其不吾夺也，恃吾不可夺也。”（《文子·下德》）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则战必胜。得道多助而天下归心，就是“执大象，天下往”的政治效验。
中华文明五千年，历经沧桑而绵延不绝，已充分证明中华传统文化的顽强生命力，和迎接各种挑战的开拓能力。这一文化内涵，既本自“学·思·观”的探求真理而来，又呈现着“学·思·观”的理性自觉和开放思维。让我们齐心协力地一道投入“文化自信”的时代洪流之中，为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冷静的思考，清醒的应对，果敢的斗争，无愧的付出。坚信“文化自信”，践行“文化自信”，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实现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