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家的精神面貌。两晋赋家的精神气质一定程度吻合“名士”风度，但又不完全一致。两晋赋家浸润着浓郁的庄学精神，而行为举止上并不荒纵、极端。两晋仍有注重事功，服膺儒教的赋家，以儒家的品格见称于世，但为数不多。
这些作者主要集中在西晋初期。特别是在一些从三国过渡到西晋的赋家身上，明显有儒家名望之士的精神品格。傅玄、张华、王沈是其代表。傅玄“性刚劲亮直，不能容人之短”，“以时誉选入著作”，上《举清远疏》疾“虚无放诞之论”，明确反对玄学名士的习气，故张溥谓傅玄“时务便宜诸疏，劘切中理”。
足见傅玄不仅长于作赋，且有敏锐的政治眼光及实干才能，精神气度全然为儒家士人的面貌。傅咸“刚简有大节”，时人顾荣谓“劲直忠果，劾按惊人。”张华“少自修谨，造次必以礼度。勇于赴义，笃于周急”。
这几位赋家身上明显可见儒家知识份子的进取精神，并有事功。尤其是张在武帝平吴的几次重大决策中都起到关键作用。在这一点上，他们同于汉代多数赋家，有事功可陈。但在玄学的强势渗透下，“朝寡纯德之人，乡乏不二之老”成为常态。张华、傅玄等人的精神面貌已经不是两晋赋家的主流了。
并且即便在张华这类在两晋时期为数不多的跻身高位的赋家，也已经深受庄学思想的浸润。张华身居要职而作《鹪鹩赋》，以“细物”谕贵柔、谦退的处身之智，既不同于汉代赋家援引庄、老强谴忧累，也不同于两晋士林藉庄、老以为任诞的极端行径，其精神面貌既不同于汉代赋家，也有别于两荒诞放纵的玄学末流。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儒家士人精神面貌的赋家，尚有左思、挚虞等人。他们或有儒家学术的修养，但其行为趋舍与两汉赋家绝不相同。左思、郭璞有坚实学养，但其精神面貌与汉代赋家迥异。
左思“少学钟、胡书及鼓琴并不成”，又其父雍谓“思所晓解”不及其少时，故左思虽“家世儒学”，但其少时在儒学方面并无建树，与班固、张衡等人少通儒学的情形不类。左思后来勤勉学问，在很大层度上接受了儒家思想。其赋三都本于“征实”而论前人作赋的“凭虚”之弊。
以“赋”的文体等同于《诗》“六义”之赋，可见其对儒家《诗》学的接受。但儒学并未浸润出左思入仕的品格，而是“不好交游，惟以闲居为事”，又其预“文章二十四友”，则定非淳儒。
所谓“闲居”，当然包括敄敄于大赋的创作，享受大赋创作的乐趣。吕安“千里命驾”，锺会访嵇康投书而返，都足以说明竹林诸贤的林下之游，谈“玄”乃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向秀“雅好老、庄之学”，隐解《庄子》，而能“发明奇趣，振起玄风”；
刘伶“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不仅以《庄子》的思想为寄托，而鹿车携酒“使人荷锸随之”，谓“死便埋我”，则老、庄“自然”的主张已经落实于行为操持的放浪形骸。
竹林及其后的玄学对赋家精神面貌的影响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玄学使两晋赋家大多具备《老》《庄》的学养，并乐于参与玄谈活动，与“名士”旨趣吻合。《啸赋》中的“逸群公子”这一形象，至少可以视作赋家对理想生活状态的描述。“逸群公子”之乐于“谈玄”，也是赋家意趣的流露。
《晋书》本传谓陆云宿王弼冢，与（弼）谈老子，“本无玄学”的陆云自此而“谈老殊进”。事虽荒诞，但于中可见机、云兄弟入洛之后，也热衷于参与“名士”的玄谈。应贞“善谈论，以才学称。夏侯玄有盛名，贞诣玄，玄甚重之。举高第，频立显位”。都能说明两晋不少赋家对玄谈充满热情。
夏侯湛《抵疑》描述当时士人显达所资的几种情形：“讽诂训，传《诗》《书》，讲儒墨，说玄虚。”“说玄虚”，即流行于两晋士林中的玄谈。《抵疑》将对老、庄义理的玄谈与《诗》《书》百家相提并论，可见在两晋时期，玄谈义理已经是获得时誉的重要方式之一。
夏侯湛也绝非《抵疑》自谓在“说玄虚”方面皆“不如”时辈而幽滞不显。事实上，他精通老、庄义理。这一点，在其不少赋作品中均有体现。不少文献记载两晋赋家乐于参与盛行于士林中的玄谈活动。
庾敳读老、庄而谓“正与人意相同”，作《意赋》云意“在有无之间”，既见其思想旨趣与老、庄契合，也体现其善于“玄辩”的个人品质。孙盛“善言名理”，以殷浩之才辩无以难之，遂知名当世。这些都说明两晋赋家大多具备玄学的素养，而其“善谈”则成为他们“为世所知”的重要原因。
两晋赋家的行为亦不乏“名士”的风范。潘岳“性轻躁，趋世利”，“干没不已”；潘尼“性静退不競，唯以勤学著述为事”；张载“性闲雅，博学有文章”；张協“清简寡欲”，故旨在招隐的《七命》人物取名“冲漠公子”，其精神风貌与成公绥《啸赋》之“逸群公子”如出一辙。
这些虚设的人物恣意山水、遗弃世务的高蹈精神或轻躁趋利的品格，是玄学影响的不同表现。
第二，玄风的浸润使两晋赋家纵情山水。陆机《应嘉赋》之“濯下泉于浚涧，泝凯风于卷阿”；孙承《嘉遁赋》，张华《归田赋》，潘岳《闲居赋》等作品中，或虚构人物，或赋家自况，都将山水描写成归田、闲居、嘉遁的理想场所。恣情山水或有“避世”的考量，而老、庄玄学则促使赋家享受山水的畅适。
江逌至临海而愿终于此，“翦茅结宇”，俨然有隐逸之风，亦终入仕途；潘岳《闲居赋》叙山水畅适，而“干没不已”，命丧政治角逐的旋涡。这些赋家时或抒写隐逸高蹈的理想，但他们又极易投身权势人物，缺少原则。
这一点在张华、陆机这两位赋家的身上体现最为突出。宋书本传谓陶渊明“弱年薄宦，不洁去就之迹”，其“欲仕则仕，欲隐则隐”的心态，也与庄学的精神极为契合。
第四，两晋不少赋家的行为多与名教的主张相悖，而类“名士”的风度。孙楚“才藻卓绝，爽迈不群，多所陵傲，缺乡里之誉”；庾敳“聚敛积实，谈者讥之”，殊乖“名教”；夏侯湛、夏侯淳“族为盛门，性颇豪侈，侯服玉食，穷滋极珍”，同样不符于儒家学术的价值准则。
王凝之家世崇“五斗米教”，祈“鬼兵相助”而丧命孙恩之乱，令人瞠目结舌。张翰“有清才，善属文，而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时人以方阮籍，并非仅其文学成就而言，行为的表现亦当相仿。“遭母忧，衰毁过礼”，在史家的叙述中隐然可见其类似阮籍不废酒肉而不碍其“至孝”的赞誉。
这些赋家的精神面貌，都与汉代赋家不同。两晋赋家的这些行为，更多体现的是“名士”的风度，而悖离儒家名教的价值原则，然又未至“非圣无法”的程度。在两晋时期，以庄学为中心的义理玄谈转而强调个人对社会状态的消极适应。
或是认为“名教”中自有乐地，把庄子“自然”之道完全融入到名教的伦常体系，或是从将庄子的“自然”措实于山水隐遁，逃离社会的实践。更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