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隐逸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一种生存方式与生活理念，早在唐尧时期业已出现，此后代不乏人。自汉迄唐，隐逸之风盛行不衰，其中尤以六朝时期为冠。自汉迄唐，士大夫隐逸方式主要有山林之隐、田园之隐、朝隐三种。其中尤以山林之隐最为常见。
东汉士大夫的隐逸动机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东汉时期，道家虽非官方倡导的主流思想，但道家的清静无为、珍视生命、追求精神自由等思想，为东汉士大夫的隐逸提供了理论基础。譬如，高恢“少好《老子》，隐于华阴山中”。法真“幽居恬泊，乐以忘忧，将蹈老氏之高踪”，隐居不仕。
一、东汉士大夫的隐逸动机、隐逸生活
东汉张衡《七辩》中的东汉士人“祖述列仙，背世绝俗，唯诵道篇，形虚年衰，志犹不迁”。东汉士大夫的隐逸动机还受到神仙方术的影响。方术是一种能够通过某种神秘技术调整宇宙秩序、预测未来的知识信仰，在东汉社会中颇为流行，范晔《后汉书》专辟《方术列传》介绍当时的著名方士。
东汉社会流行的养生、神仙思潮与方术中的神仙思想、养生之术等，满足了东汉士大夫对生命不老与生活幸福的向往、期待。为了得道成仙，许多东汉士人选择通过隐居不仕来排除杂念、潜心修炼。苏顺“和安间以才学见称，好养生术，隐处求道。晚乃仕，拜郎中，卒于官”。
致力于隐居修炼的士人，对于隐居修炼能够得道成仙笃信不移，当时大多数士人也愿意相信通过隐居修炼能够得道成仙。矫慎“少好黄、老，隐遁山谷，因穴为室，仰慕松、乔导引之术”。
对于隐居修炼能够修道求仙，其朋友吴苍不以为然，致信劝阻矫慎：“方今明明，四海开辟，巢、许无为箕山，夷、齐悔入首阳。足下审能骑龙弄凤，翔嬉云间者，亦非狐兔燕雀所敢谋也。”矫慎置之不理。他“年七十余，竟不肯娶。后忽归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后人有见慎于敦煌者，故前世异之，或云神仙焉”。
矫慎不理朋友劝阻、并敢于对外预言自己的死期，表明他坚信自己通过隐居修炼能够得道成仙、并坚信自己业已得道成仙。矫慎当然不可能死后成仙，后人宣称“见慎于敦煌者”，反映了当时大多数士大夫愿意相信通过隐居修炼可以得道成仙。
张衡《七辩》中隐居的东汉士人，既“祖述列仙”又“唯诵道篇”。这反映出东汉时期一些士大夫的隐逸动机，受到了道家思想与神仙方术的双重影响。道家偏重于“形而上”的本体论与人生观等理论阐发，方术更侧重于“形而下”的术之修炼。然而，二者之间仍然存在着颇多交叉之处。譬如，它们均讲求对个体生命的保养与修炼，追求生命的永恒。因此，那些同时受到两种思想影响的东汉士大夫，很难说究竟是哪种思想对其隐逸动机的影响更大一些。
东汉选择隐居的士人通常隐居山中，过着岩居穴处的生活。这种隐居环境、隐居生活，在整个东汉时期颇为常见。东汉前期士人向长，“与同好北海禽庆俱游五岳名山，竟不知所终”。东汉前期士人逢萌，“乃之琅邪劳山，养志修道”。东汉前期士人梁鸿偕同妻子“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织为业”。
东汉前期士人台佟，“隐于武安山，凿穴为居”。东汉中期士人矫慎，“隐遁山谷，因穴为室”。东汉中期士人马瑶，“隐于汧山”。汉末士人戴良为躲避朝廷征聘，“因逃入江夏山中”。汉末士人庞德公，“后遂携其妻子登鹿门山，因采药不反”。
亲近自然、爱好山水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生活的有机构成部分，起源于先秦时代，发展于两汉时期，风行于六朝时期。东汉时期，士大夫的山水意识得到迅速发展，士大夫阶层普遍认同亲近山水自然可以获取精神自由与美感享受，并将隐居山林来享受闲情逸致的生活情趣作为一种精神生活模式或者存在方式。
汉末热衷隐逸的士大夫，已不再仅仅满足于将山林作为个体与世俗社会隔离的屏障，开始注重隐居环境的美感，将隐居之所选定在山水美景之侧，旨在获取山水美景带来的精神自由与美感享受。早在《七启》中的隐士之前，汉末士人仲长统，曾设想过自己隐居之所：“背山临流，沟池环币，竹木周布。”其目的在于“卜居清旷、以乐其志”。可惜仲长统未及实现，便赍志而殁了。
张衡《七辩》中的东汉士人：“祖述列仙，背世绝俗，唯诵道篇，形虚年衰，志犹不迁。”王粲《七释》中的汉末士人：“违世遁俗，恬淡清玄，浑沌淳朴。薄礼愚学，无为无欲。均同死生，混齐荣辱。不拔毛以利物，不拯溺以濡足。濯身乎沧浪，振衣乎嵩岳。”徐幹《七喻》中的汉末士人，“耦耕乎岩石之下，栖迟乎穹谷之岫，万物不干其志，王公不易其好，寂然不动，莫之能惧”。
东汉时期，志于隐逸的士人在隐居中，往往目的明确、意志坚定、品性淡泊，满足于隐居生活的穷苦、寂寞，能够抵抗外界物欲诱惑、拒绝统治者的征聘，保持宁静、安乐的精神状态。东汉前期士人梁鸿在婚娶时，便对妻子说：“吾欲裘褐之人，可与俱隐深山者尔。”后来，他与妻子隐居霸陵山中，“以耕织为业，咏《诗》、《书》，弹琴以自娱”。汉末士人徐幹“轻官忽禄，不耽世荣”，数次托病拒绝曹操征聘。他避居穷巷，颐志保真，即便并日而食，也不以为戚，最终染疫而殁。
二、六朝士大夫的隐逸动机、隐逸生活
东晋湛方生《七欢》中的东晋官员说：“盖闻至道以无主员应，囊籥以内盛无穷。阴阳以烟煴咸化，五行之守分相攻。是以抚往运而长揖，因归风而回轩。挂长缨于朱阙，反素褐于丘园。”他顿悟到郭象的“独化论”思想，即宇宙中的个体均处于自生、自存、自足、自立的存在状态，他于是决意挂冠朱阙，归隐丘园。
六朝士大夫的隐逸动机，受到郭象“独化论”玄学思想的影响。西晋玄学家郭象的“独化论”认为，宇宙万物均是独自生成变化的，宇宙中的每一事物只要安守己分、自足其性即可达到逍遥。“独化论”将隐逸的“无为”发展为“率性而动”的“为”，调和了“出仕”有为与隐逸“无为”的冲突，为魏晋士大夫的隐逸大开方便之门。
六朝士大夫的隐逸动机，还受到老庄清静无为思想的影响。当时，社会混乱，老庄思想盛行，士大夫受到老庄清静无为等思想的影响，追慕虚静，崇尚自然，认同“越名教而任自然”，向往啸傲林泉、放任自由的逍遥生活，隐逸蔚为风尚。东晋官员温峤追问士人郭文的隐逸缘起，郭文答道：“本行学道，不谓遭世乱、欲归无路、是以来也。”刘宋士人沈道虔“好《老》、《易》，居县北石山下”。
湛方生《七欢》中的东晋士人“学道养生，离亲绝俗，漱清泉，荫茂木，慕赤松之清尘，乃餐霞而绝谷”。六朝士大夫的隐逸动机，还受到道教修道成仙信仰的影响。
魏晋时期，政治黑暗，社会混乱，生命意识开始觉醒，士大夫普遍感喟于时光的飘忽与生命的短促，对生命充满无限的留恋与惋惜。如曹操感喟：“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与此同时，六朝时期，以长生不老、得道成仙为最高信仰的道教，满足了士大夫阶层渴望长生成仙的需要。为了长生不老、得道成仙，六朝士人纷纷隐居山林，修道服食。东晋士人张忠“隐于泰山，恬静寡欲，清虚服气，餐芝饵石，修导养之法”。东晋士人陶淡“好导养之术，谓仙道可祈，年十五六，便服食绝谷，不婚娶”。
张协《七命》中西晋士人的隐居之所：“峥嵘幽蔼，萧瑟虚玄，溟海浑濩涌其后，嶰谷嶛嶆张其前，寻竹竦茎荫其壑，百籁群鸣笼其山。”梁朝何逊《七召》中梁代士人的隐居之所：“竹距石以斜通，水韵松以含响，地不寒而萧瑟，日无云而曭朗。”
六朝时期，隐逸士大夫通常将隐居之所选定在山水美景之间，以审美的视角抉发隐居之所周围的一切山水自然所蕴含的独特美感，将隐居之所周围的一切山水自然，均视作美的化身与隐居环境之美的构成要素。他们将自我与山水自然融为一体，将原本清冷的山林变为萧致、淡泊、自然的山水佳境，将单纯地“隐”升华为自觉审美境界的“逸”。这一隐逸现象的产生，与当时“尚嘉遁”与“好山水”合一的时代风尚密不可分。
六朝时期，士大夫在自我意识觉醒中，为了解除精神苦闷、心灵枯竭，渴望从儒家名教的桎梏中解放而出，重新开辟一片以个体为中心的生活空间。在老庄自然无为思想的影响下，“尚嘉遁”与“好山水”变得密不可分。东晋南朝时期，江南士大夫普遍喜欢在山水佳境处筑室隐逸。刘宋名士谢灵运，在与庐陵王刘义真信中说：“会境既丰山水，是以江左嘉遁，并多居之。”
刘宋时期士人王弘之，闻知“始宁汰川有佳山水”，便依岩筑室。刘宋时期一些官员为了表示礼敬名士，也往往为名士在山水佳处营造居所。刘宋时期名士沈道虔，初隐于武康县北的石山之下，遭逢孙恩之乱后饥荒，当地县令庾肃之“迎出县南废头里，为立小宅，临溪，有山水之玩”。
刘宋时期的名士戴颙，由于“会稽剡县多名山，故世居剡下”。随后，他为了养病，移居吴地。吴地士人出于敬仰，“共为筑室，聚石引水，植林开涧，少时繁密，有若自然”。后来，长史张邵又将戴颙接至黄鹄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涧甚美，颙憩于此涧”。
梁朝萧统《七契》中的梁朝士人，在隐居生活中：“口不悦於五味，心不娱於八声。鄙巢父之称哲，笑苏门之为英。鹄盖龙旂，初不关意；凤吹鼍鼓，终不屑情。跨四海而擅美，迈三古而振名。居山林而不返，终无虑而无营。”
南朝时期的一些士大夫，通常出于自身性分而隐逸，鄙弃追求世俗的政治功利，鄙弃以隐沽名，在隐居中始终保持着恬淡、纯净、坚定的精神状态。梁朝士人诸葛璩，博涉经史，却屡征不仕，“安贫守道，悦《礼》敦《诗》”，讲诵以终。
梁朝士人阮孝绪，出身官籍门阀，却屡征不仕，鄙视名利，清苦以终。对于梁朝这些笃志隐逸之士的隐居精神状态等，陈朝史学家姚察曾感慨道：“世之诬处士者，多云纯盗虚名而无适用，盖有负其实者。若诸葛璩之学术，阮孝绪之簿阀，其取进也岂难哉？终于隐居，固亦性而已矣。”
南朝时期，既有《七契》中那种笃志隐逸的士人，也不乏《七召》中那种隐志不坚的士人，二者在隐居中的精神状态颇有不同。南朝时期，一些隐志不坚的隐逸士人，由于隐居动机不同，隐居中的精神状态也表现不一。一类如《七召》中的隐士，身负才能而无节操，心存贪欲却外示清高，旨在通过隐居沽名钓誉、等待时机。一旦时机成熟，他们便立即出山入仕。
他们通常怀有强烈仕进之心，根本无心隐居，将隐居视作人生的迷失与放逐，山林隐居生活让他们感到寂寞、凄惶、百无聊赖；还有一类隐志不坚的士人，起初志在隐逸，在山林隐居日久后，不堪忍受自身功名心之促迫与外界名利之引诱，接受统治者征聘，出山入仕。他们在隐居中通常表现出一副虔心隐居、蔑视富贵权势、志操淡泊高逸的姿态。一旦朝廷征聘到达，他们便立即出山入仕。
总结
南朝时期，玄学与名教的合流，淡化了先前隐士傲视王侯、不谋名利的道德内涵，消弭了士大夫隐逸山林与谋求名利的思想矛盾，隐士的不尚峻节得到社会认可甚至称道。士大夫既事隐逸又谋名利，不再是备受世人鄙视的行为。南朝的许多著名士人，在隐居中，仍与官员保持来往，并经常接受官员的馈赠，甚至曾出山入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