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却部分“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的人物，大部分士人还是选择出仕的，在士与诸侯的君臣关系这个问题上吴起的一生可以作为战国早期士的典型进行讨论，吴起最初也是受“好学之风”影响的人：
“起之为人，猜忍人也。其少时，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乡党笑之，吴起杀其谤己者三十余人，而东出卫郭门。与其母诀，齧臂而盟曰：‘起不为卿相，不复入卫。’遂事曾子。居顷之，其母死，起终不归。曾子薄之，而与起绝。起乃之鲁，学兵法以事鲁君。”（《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吴起如同许多士人一样，选择游仕的方式入仕，然而运势不济，紧接着便转向了“学”，虽然与曾子产生了一定的矛盾，但最终还是“学兵法以事鲁君”完成了出仕的愿望。这段故事的具体真实性虽然一直为人怀疑，但大体上勾勒吴起出仕前的历史轮廓却是不错的，吴起虽然仕途不顺，但也依旧还是像其他士人一样有着选择主君的权利与原则：
“鲁季孙新弑其君，吴起仕焉。或谓起曰：“夫死者，始死而血，已血而衄，已衄而灰，已灰而土。及其土也，无可为者矣。今季孙乃始血，其毋乃未可知也。”吴起因去之晋。”（《韩非子·说林上》）
吴起在“学兵法以事鲁君”的过程中既不像传统的君臣守供养之恩也不像一些士人报“知遇之恩”一样，而是在发现鲁国政局有变后直接选择了离去，这也是比较典型的士人方面处理只是“相互需要”的君臣关系的原则，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季孙作为鲁国大夫，弑君并把持着政治也是如第一章孔子所说的“无道之国”的典型，公族与大夫便是在早期李克这样的贤士一旦涉入了君臣关系下，也不敢轻易讨论的“尊”与“亲”，早期身处“疏”与“卑”之势的士人完全无力与之抗衡。
吴起第二次入仕的对象是魏国，以礼贤闻名的魏文侯也予吴起以西河守：
“文侯以吴起善用兵，廉平，尽能得士心，乃以为西河守，以拒秦、韩。”（《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但当礼贤下士的魏文侯死后，魏国的庙堂也发生了变化，而主动劝谏魏武侯的也是吴起：
“魏武侯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吴起进曰：“亦尝有以楚庄王之语闻于左右者乎？”武侯曰：“楚庄王之语何如？”吴起对曰：“楚庄王谋事而当，君臣莫逮，退朝而有忧色。申公巫臣进问曰：‘王朝而有忧色，何也？’庄王曰：‘不谷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是以忧也。其在中之言也。曰：诸侯得师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为谋而莫己若者亡。今以不谷之不肖，而群臣莫吾逮，吾国几于亡乎，吾是以有忧色也。’楚庄王以忧，而君以憙。”武侯逡巡再拜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过也。”（《新序·杂事》）
这则材料非常有趣，在魏文侯身故之后，魏武侯不仅没有继续魏文侯尚贤时对“师”与“臣”的区别态度，反而“谋事而当”并十分得意，吴起则及时地指出了魏武侯态度上的过失并说服了魏武侯改正这一过失。
要特殊指出的是，在吴起劝谏魏武侯以楚庄王事时所举的“诸侯得师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为谋而莫己若者亡。”的理论虽不能证实其在历史上的真实性，恐怕也难以作为事实说服魏武侯，但却可以看出，在这则故事中，吴起此时虽热已经是官至西河守，但仍旧保持着“士”渴望在君主前取得“师”者的礼遇、其次也是“友”的话语权，最差也可以作为“疑者”劝谏，这再一次的强调了士人在战国时期出仕时的意愿和自尊，也表现出了被君主“特殊礼遇”的渴望。
要解释的是，作者并不是认为这则距离吴起活跃的时代数百年之久的材料描述的故事一定是历史事实，甚至上述观点所围绕的“楚庄王故事”都很有可能是后世士人为了强调其阶层的自尊而进行的发挥，但吴起劝谏魏武侯的故事无论战国时还是后世都多有流传，且最终确实也因为矛盾吴起再次离开了魏国，这些故事可以流传下来至少可以说明吴起作为士人确有对不重视礼贤的君主有着抗争。
吴起劝谏魏武侯也不仅一事，在吴起为政的西河也曾直言劝谏魏武侯：
”魏武侯与诸大夫浮于西河。称曰：“河山之险，岂不亦信固哉！”王锺侍王，曰：“此晋国之所以强也。若善修之，则霸王之业具矣。”吴起对曰：“吾君之言，危国之道也；而子又附之，是危也。”武侯忿然曰：“子之言有说乎？”吴起对曰：“河山之险，信不足保也；是伯王之业，不从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难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险也，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夫夏桀之国，左天门之阴，而右天谿之阳，庐、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有此险也，然为政不善，而汤伐之。殷纣之国，左孟门而右漳、釜，前戴河，后被山。有此险也，然为政不善，而武王伐之。且君亲从臣而胜降城，城非不高也，人民非不众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恶故也。从是观之，地形险阻，足以霸王矣！”武侯曰：“善。吾乃今日闻圣人之言也！西河之政，专委之子矣。”（《战国策·魏策一》）
可以说吴起对于魏文侯、魏武侯予以西河之政的重任还是十分尽责的，只是吴起与魏武侯的关系还是距离“师”、“友”有一定的差距，他的政见还是没有得到重视，尤其是关于西河：
“吴起治西河之外，王错谮之於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吴起至於岸门，止车而休，望西河，泣数行而下。其仆谓之曰：“窃观公之志，视舍天下若舍屣。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吴起雪泣而应之曰：“子弗识也。君诚知我，而使我毕能，秦必可亡，而西河可以王。今君听谗人之议，而不知我，西河之为秦也不久矣，魏国从此削矣。”吴起果去魏入荆，而西河毕入秦。魏日以削，秦日益大。此吴起之所以先见而泣也。”（《吕氏春秋·观表》）
据《竹书纪年》的记载可知，王错是“魏大夫”，也即前文所提到的王钟，按照魏武侯身死后的记载，他的地位与影响应该更在做西河守的吴起之上，与魏武侯的关系也更为亲近，吴起在这一次政见不能实现后更是表达了“泣西河之为秦”的感叹，因为君主的“不知”，吴起选择了离开魏国入楚，但较之在鲁国的所作所为，吴起对委自己以西河之政的魏文侯、魏武侯也算是满足了孔子对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的要求，只是我们可以明确的窥见吴起想将自己与君主的关系不止停留在“卑不谋尊、疏不谋亲”的关系却不可得的无奈。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史记》中吴起出奔的原因有着另外的一个版本：
“田文既死，公叔为相，尚魏公主，而害吴起。公叔之仆曰：“起易去也。”公叔曰：“柰何？”其仆曰：“吴起为人节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与武侯言曰：‘夫吴起贤人也，而侯之国小，又与彊秦壤界，臣窃恐起之无留心也。’武侯即曰：‘柰何？’君因谓武侯曰：‘试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则必受之。无留心则必辞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吴起而与归，即令公主怒而轻君。吴起见公主之贱君也，则必辞。”於是吴起见公主之贱魏相，果辞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吴起惧得罪，遂去，即之楚。”（《史记·魏世家》）
关于这两则记载孰是孰非的讨论近代不乏有名家涉足，这也不是本文的重点，在此便不多做论述。
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史记》所收录的故事，大体轮廓依旧是吴起因为与君主关系更加亲近的公族有了分歧，并且因为与国君之间的“信任危机”最终离开了魏国，这两则故事之所以可以在战国到秦汉时期被流传开来，除却有叙述故事本身的功能外几乎全都指向了公族对士阶层的排挤，显然这已经是士人想要传达的一个信息了。这里我们再回顾最早魏文侯请李克评价翟璜与魏成子时李克的惶恐就不难发现，士在早期虽然会被君主作为“贤”尊重，当一旦入仕成为了君臣关系便很难可以在地位上比肩与君主更亲近的公族，哪怕只是“谋”的领域。知识阶层志于“以道事君”时，难免会涉入有关“势”与“道”的矛盾，这就会让士人遭遇多重的困难，孔门后学在孔子为他们留下“修己以安百姓”的理想和“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的原则后，在不选择隐逸的前提下纷纷选择以“师”道与诸侯交往也便不难理解了。
回到吴起的个例则更可以将其前两次的出仕经历总结为：因为公族势力的庞大与君、臣、师、友关系的明显区分不得施展自己的主张。不过吴起的第三次出仕也终于为他寻找到了用武之地：
“吴起为苑守，行县适息，问屈宜臼曰：“王不知起不肖，以为苑守，先生将何以教之？”屈公不对。居一年，王以为令尹，行县适息。……”（《说苑·指武》）
“楚悼王素闻起贤，至则相楚。……”（《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虽然《史记》与《说苑》对吴起这次出仕的过程描写是有些出入的，但这两则记载都显示出吴起取得了楚悼王的信任并且取得了令尹（相）这种高位，《吕览》还记载了吴起与楚王的讨论：
吴起谓荆王曰：“荆所有馀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有馀，臣不得而为也。”於是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皆甚苦之。荆王死，贵人皆来。尸在堂上，贵人相与射吴起。吴起号呼曰：“吾示子吾用兵也。”拔矢而走，伏尸插矢而疾言曰：“群臣乱王！”吴起死矣，且荆国之法，丽兵於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吴起之智可谓捷矣。（《吕氏春秋·开春论贵卒》）
昔者吴起教楚悼王以楚国之欲曰：“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若此则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贫国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绝灭百吏之禄秩；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韩非子·和氏》）
虽然受限于记载使我们无论是对吴起取得楚悼王信任的具体过程还是其变法的具体细节都不能了解清楚了，但吴起毫无疑问在第三次出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话语权和地位，甚至遍翻史书我们所能了解到的首先就是他对公族的整治。
要知道，在春秋末期形成“政由大夫出”的局面以后，公族往往是国家最具权势与力量的存在，如吴起第一次出仕时“季孙弑君”，公族的权力有时甚至可以与君主对立，甚至弑君篡政，而平常，公族也是国君最为依仗的势力，从“大臣太重，封君太众”的理论来看，吴起的改革可以说便是一次士人执政后对公族多方面的挑战，从君臣关系讲，国君首次从倾向依赖公族转向为更加依赖士阶层，并且与士阶层构建的这种关系已凌驾于属于亲属的公族。只要获得了君主的信任，李克答魏文侯时提到的“尊”、“卑”、“亲”、“疏”这些困扰士人的“鸿沟”也在事实上被打破了，楚悼王对吴起的信任已经是后来君主对士人“以国听之”的雏形。然而，公族势力的过分强大，而且吴起的改革也触动了公族势力的核心利益——权力，最终吴起还是在楚悼王死后被杀。虽然吴起的结局是惨遭肢解且变法也以失败告终，但游仕之风非但没有衰退反而愈演愈烈，并且随着君主-士-公族可以平等甚至士可以凌驾于公族的事实的发生，这种君臣观念也被更多的接受，吴起也逐渐在战国时代被许多游士作为游说诸侯时的例子。
主要参考资料：《史记》《韩非子》《新序·杂事》《吕氏春秋》《说苑》《竹书纪年》《吕览》《战国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