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世称“范文正公”。北宋著名思想家、*治家、教育家、文学家。范仲淹的一生充分诠释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圣人之姿，他秉承“正国先正家”的理念，尤其注重家风建设，以致其家风有着独特的伦理思想与精神。
范仲淹家风的形成受其自身伦理思想的影响，或者说，就是其伦理思想的反映。经历了佛道两家的教义和学说的盛行与传播之后，及至北宋，融合了佛道之学的“新儒学”，理学逐渐形成和发展。范仲淹的伦理思想以儒家为主，兼具佛道痕迹。
在人生态度上，既有儒家的积极进取亦有佛道的超脱逍遥；在人生追求上，恪守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的统一；在价值取向上，坚守重义轻利、少私寡欲的道德品质。这些独特的伦理情怀直接影响着范仲淹整体的家风思想，同时也指引并规范着范氏家风。
一、积极进取与超脱逍遥
积极进取与超脱逍遥是范仲淹的基本人生态度：在谋事做人上秉持儒家积极有为、勤*爱民的进取精神；在个人名利上秉持道家逍遥洒脱、不慕富贵的自然精神。
范仲淹曾与友人把酒言欢之际感叹：“共上青云路，相看白发人。有为须报国，无事即颐神。”范仲淹直言自己一生都在为国为民励精图治，如今虽然青丝变成白发，却也不敢有一丝懈怠，始终要求自己兢兢业业。
范仲淹认为，为官从*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雄心壮志，为了安邦定国，一定要做到勤奋努力，积极向上。他尤其强调“有为”，在他看来，只有竭尽所能报效祖国才能称之为“有为”，因此他主张要时刻以家国百姓为先，一生都要不断地探索为国为民的道路，要时刻保有鲜活的生命力，带着满腔热血与雄心壮志投入到工作以及生活之中。
范仲淹还时时激励年轻的同事，希望他们能有持之以恒的毅力，自强不息的斗志，时刻保有乐观积极的心态。他作《石子涧二首中》，认为一个人的精神风貌也是他为官勤奋敬业的重要体现，他认为为官处世要时刻保有积极进取的心态，要处处展现蓬勃奋发的精神，只有如此才能在为官路上坚守本心。
而且只有做到积极进取，才能在面对挫折的时候不退缩，在经历人生低谷的时候不颓靡，积极进取是需要始终坚守的人生态度，更是实现人生理想的不竭动力。儒家讲求“学而优则仕”，因此儒学子弟常常重“名”。范仲淹也非常看重为国建功立业，处处做利国利民之事，将家国天下置于心中，肩负起为天下兴亡负责的重担。
但在对道家顺其自然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的思想继承上，他认为事事不必强求，不要急功近利；对于佛家“积极出世”，“一切皆空”的思想继承上，他主张要视名利、荣辱如浮云。因此，种种观念的融合衍生出了范仲淹“敬名不重名”的思想。
景祐三年，范仲淹因“朋*”罪被贬铙州，这是他人生中第三次被罢免，当时，他己４８岁。如此坎坷的遭遇，无不让人悲愤痛心，但范仲淹却并未因此有半分的沮丧与不满，对于此次遭遇他有着不同的见解。范仲淹的文字处处透露着“潇洒”二字，雨夜赏秋菊，夜晚观江月，头发花白却也无法挡住勃勃的兴致。
不管身处何地，都要有积极进取的心态，要时刻神采奕奕，精神饱满，乐观积极的对待生活，而对待生命威望，一定要做到超脱逍遥，不贪慕虚名官位，将功名利禄视做浮云。范仲淹认为只有不慕功名利禄才可做到超脱逍遥。
在其游览庐山时，对超脱逍遥也进行了明确的解释：“客爱往来何所得，僧言荣辱此间无。从今愈识逍遥旨，一听升沉造化炉。”超脱逍遥最重要的就是面对世界要做到坦然和从容，他主张用平常心来看待世界，接受世界的种种不完美，接受生活的坎坷与磨难。
同时强调要时刻以饱满的精神面对世界，而最主要的则是在积极进取的人生路上不要被名利冲昏头脑。在范仲淹心里，积极进取是超脱逍遥的前提，超脱逍遥是积极进取的动力，人生路上一定要怀有积极进取与超脱逍遥的人生态度，如此才能不负天下苍生，也不负自己。
二、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儒家倡导的为人之道。人无论身处何种境遇，无论是进是退，都应坚守善道，守善如初，退则做修身的工夫，进则做治国平天下的工夫。儒家这一积极入世、造福百姓的伦理情怀也成为范仲淹的根本道德理念。
人应当有高尚的品德和远大的志向，这是人立身处世的首要基础。在睢阳书院读书期间范仲淹曾言：“瓢思颜子心、还乐，琴遇钟君恨即销。但使斯文天未丧，涧松何必怨山苗。”
在范仲淹看来，人生总有贫困或郁郁不得志的时候，但即使身处困厄之境，也不应丧失道德理想、道德追求，而是要像颜回那样“安贫乐道”，时刻以道德为准绳规范和要求自己，如此才能提升自身的精神境界，才能坚守人之为人的根本。
范仲淹还十分关心国家前途以及百姓命运，认为这是士人应当承担的责任。范仲淹常言：“夫不能利泽生民，非大丈夫平生之志！”范仲淹认为，做人为官最重要的就是利泽百姓，让天下生民一同安稳幸福，一生之中最要牵挂在意的就是百姓。
在戍守边塞之际，范仲淹虽己遭贬谪，却依然忠于职守，严谨勤*，时刻牵挂家国安危，惦念百姓生活：“宦情需淡薄，诗意定连绵。迥是偷安地，仍当饱事年。只应天下乐，无处日高眠。岂信忧边处，干戈隔一川。”范仲淹认为，为官的心情要坚定，不能因官场浮沉而左右摇摆，要时刻严肃认真地对待工作，以此培养出不屈的品性，以及高尚的品格。
范仲淹非常能够体会百姓疾苦，与他们产生情感共鸣，在桐庐郡斋从*时感怀：“杯中好物闲宜进，林下幽人静可邀。莫道官清无岁计，满山芝树长灵苗。”即使地处偏僻也要忠于职守，只要有百姓的地方就要以民为本，为民解难，因此他帮助农民改善生活，动员农民上山采药，增加收入，并且强烈谴责贪官污吏强征赋税的行为。
在范仲淹心里独善其身是兼济天下的基础，兼济天下又是独善其身的保障，只有做到独善其身才能更好的兼济天下，而兼济天下之后才能有独善其身的能力，因此他一直恪守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的统一。注重培养高尚的道德修养，以及心怀天下，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治抱负。
三、义以为上与少私寡欲
义以为上、少私寡欲可以视为范仲淹在义利关系上的基本价值取向，也可以视为他处理公私关系的基本原则。义以为上就是要主动承担对他人、家庭、国家社稷的责任和义务，少私寡欲则是不计较个人利益得失，不纵欲恣欢。
“仁”是义的源泉与依据，“义”的根本便是“仁”，它内在要求做对他人有益、可以增益他人利益的事。何谓“益”，范仲淹认为就是以刚助柔，“损有余而补不足”，“自上惠下”，反之则为“损”。依天道、圣人之道，为官者应当担负起责任，尽己所能造福百姓。
范仲淹在任河中府通判时曾对仁义之心做了具体描述：“敢话诗书为上将，尤怜仁义对诸侯。”在范仲淹看来，能做统领的人，必须是心怀仁义之人。而仁义之心就要求有勇有谋，敢于担当，对待他人要有善心，充满仁爱，做到以爱己之心爱人。
与此同时，他还非常强调无畏牺牲的勇气，他认为仁义之心还应体现在敢于牺牲，勇于奉献之中。在遭遇贬谪之际，范仲淹的境遇犹如一叶在巨浪中摇摆不定的扁舟，在此情景下，他却也不忘心怀仁义，关心他人：“一棹危于叶，傍观亦损神。他时在平地，无乎险中人。”可见，范仲淹时常有推己及人的情怀，他时时处处都在讲求爱人之心，追求以仁为本。
范仲淹的仁义还体现在对他人的救助帮扶之上，他主张对待他人的危难要比对待自己的危难更为慎重，一定要付出更多的心血与情感，当别人需要帮助之时一定要义不容辞并且及时，不能犹豫不决从而耽误别人的事情，并且对待他人一定要全心全意，不必计较自己的得失。
范仲淹非常仰慕他人高尚的品行与端正的人生本性，曾赞扬林逋以寄托自己的志趣：“片心高与月徘徊，岂为千钟下钓台。犹笑白云多事在，等闲为雨出山来。”范仲淹认为高洁的品性，首先要做到不为富贵所动，由此，范仲淹主张，事事要做到不谋私利，因为不谋私利才能更好的端正本性，更好的立身处世。
范仲淹常告诫家人：“凡见利处便须思患”。这也是他多年总结出的人生经验，他多次强调要不慕千钟、不求千钟，在利益诱惑面前做到淡然平静，范仲淹认为，只有踏实进取，勤勤恳恳才是人生的正途，要时刻保持仁义之心，不被私利所迷惑。
因为利益面前往往都是陷阱与隐患，一念之差便会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因此范仲淹主张“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人生态度，希望能有干净清澈的心灵，并建议通过理性来控制自己的物欲。他认为端正本心、净化心灵最好的办法就是事事降低物欲，处处修身行义。
范仲淹的不谋私利主要在于内心的修行，讲求克己。他主张“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的做事原则，希望可以通过对内心的修行来达到不谋私利的人生追求。
义以为上的仁义精神以及少私寡欲的淡泊情怀使范仲淹始终不忘自身担负的道德责任。范仲淹终其一生都在践行重义轻利、尚公抑私的道德准则，这不仅体现为他个人的价值选择，而且转化为家族代代传承接续的优良家风。
三、总结
范仲淹对于儒道佛三家文化的学习与感悟，让其寻求到一种思想的平衡与和谐，更好的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与继承，从中取长补短，做到积极进取与超脱逍遥的统一，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的统一，义以为上与少私寡欲的统一，从而更好的优化了自己的人生观以及家庭观。
这不仅为其家风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还为其提供了思想的指引，并且进一步规范了范氏家风的发展方向。范仲淹的家风不仅使家族兴盛繁茂，还传承了中华传统美德，引领了社会风气，塑造了时代风貌，是中华民族优秀家风的模版与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