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明定量问题，我们已经发了两篇：
第一篇《文明能否像GDP一样被定量？决定文明能否定量的三大问题》提到，如果文明像经济一样会滑坡、会倒退，那么就应该研究发现文明倒退的度量办法，就如同用GDP去发现经济倒退。第二篇《文明能否像GDP一样被定量？文明等级和费米悖论：外星人你在哪里》提到，从外星完全陌生文明的视角，首要关心文明级别——可能带来威胁的科技和能量，此外它们才可能好奇于地球、生命、社会以及人的感受。
人类近代史也是文明互相发现的历史，这会对我们的文明定量有所启示。但是，这段历史人类写得很糟糕。
有记者向《三体》作家刘慈欣（大刘）提问：
万一你接到中国科学院电话，说是联系上了外星人，你会有什么建议？
大刘的建议是：
不要跟他们讲人类历史，因为“人类历史很黑暗，可能会显得我们很有威胁性。”
西方征服史
近现代历史就是一部西方征服史。地理大发现之后，西方完成对美洲、非洲、澳洲的殖民，犹如探囊取物一般，掣肘只来源于分赃不均。
对这段压倒性的毁灭征服史的归因，目前最高赞的答案来自于戴蒙德的《枪炮、细菌与钢铁》，他将之解释为欧亚大陆的自然地理、气候和天然物产使然，欧亚文明早走了一大步。
然而，同样位于欧亚大陆“*金纬度带”，为什么不是东方发生文艺复兴，产生现代科学和爆发工业革命，从而引得西方蛮夷万邦来朝，维多利亚女王臣服于道光帝脚下呢？
对西方征服的必然性，19世纪的西方学者更愿意归之于西方文化特质、地理环境甚至人种优势使然，而随着20世纪后期日本、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以及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些理由显得站不住脚。
东方学者们起初接受了“落后就要挨打”的必然性，剪辫子放天足，对东方文化和民族劣根性进行过彻底的批判；而伴随着经济崛起却又掀起了“国学热”、“传统热”，他们更愿意认为东方本来一直是领先的，所谓文化特质、地理环境以及人种的优势都原本在东方，只是近代一系列偶然事件导致了西方短暂地占据了优势。
东西方初相遇
东西方相遇的发起人是西方，但并不像发现外星文明一般彼此吓一大跳。
明末清初，西方大航海时代开启，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的冒险家就纷纷来到东方，这些冒险家确实都是胆大贪财没文化的莽夫，因此丝毫没有改变天朝对其“蛮夷”的角色认定。甚至长期以来，天朝官员并没有发现他们的国籍有所差异，也没有发现从国家到东印度公司组织形式的深刻变化。
在影响上，传教士超越了冒险家。传教士有信仰有知识有组织有谋略，长于交流，是最有可能警醒东方认识到落后和威胁的。尤其是利玛窦等一批智慧的传教士，他们长于攻心，确定以和平渗透为策略，先把自己和宗教都“汉化”了，真诚地敞开心扉，主动接触和帮助官员和文人士大夫。
他们做了很多事情，有科学知识引进的，尤其在历法、地理和数学方面，比如西人的世界地图远比郑和时代的完整和精确，但中国却偏居东方一隅，利玛窦巧加修改，中国为“中央之国”的世界地图沿用至今。他们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宗教渗透，比如他们会费尽心思解决中国人祭拜宗祠、跪拜皇帝如何与天主教教义并行不悖的问题，甚至于由于“赤足不雅”，他们给原本光脚的宗教画像都穿上了鞋子。
传教士的处心积虑，使天主教传递渗透一百多年，甚至没有受到明清王朝更替的冲击和连累。可是却因为擅自汉化宗教，惹恼了原教旨信徒，终于“后院起火”。几经内部辩论，教皇最后还是决定“取缔汉化礼俗”：不能又信天主又拜皇帝和宗祠。消息传来，康熙闻之勃然大怒，索性把天主教给禁了。
传教士在传教的同时，也间接地把西方社会状况和科学技术带了进来。然而，西方“蛮夷社会”和科学“奇巧淫技”根本唤醒不了天朝知识分子的兴趣和参与，他们无知、麻木而不可渗透，他们更满足于康乾盛世启动的大规模古籍编撰。因此，即使没有驱逐传教士，科学之火在那时的中国也难以点燃。
蛮夷登门
中国的大门依然紧闭着，只通过广州一地十三行应付着跟西方的贸易。到18世纪末，英国已经后来居上成为列强之首，觊觎中国这块封闭的市场，派了个马嘎尔尼使团访华，一来希望推动外交商谈贸易条件，二来悄悄考察一番试探神秘大国的虚实。年9月14日，马嘎尔尼得到了83岁的乾隆皇帝的接见。
开展外交和贸易谈判是根本不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天朝根本没有外交和外贸这个概念，只有“万邦来朝”、“四夷宾服”的朝贡贸易（对俄国略有例外）。
在觐见乾隆之前，所有马嘎尔尼与乾隆的国书往来，都被中间的官员翻译得面目全非。乾隆认为使团是来补寿礼的——那位英吉利国王，惴惴不安于没赶上庆祝朕八十寿辰，时隔两年还巴巴儿地派人来送贺礼。马嘎尔尼的船上也被清朝官员挂上“英吉利贡使”。乾隆皇帝确乎是个货真价实的“寡人”，仿佛置身于一个权力的黑洞里，只能得到层层改编过的、支离破碎的信息。
就这样“鸡同鸭讲”极其荒唐地折腾了一溜够，乾隆终于知道马嘎尔尼互设使馆外交和给予贸易便利的要求，最终得到的回复是《乾隆帝致英吉利国王书》。大意是：
使馆外交不合天朝体制，麻烦甚多且没有好处，岂可破例。你国仰慕天朝派人来学，没必要，你国风俗不同，学了也没用。我忙着治理天朝，并不在意什么奇珍异宝。我这啥都有，你的人也亲眼见了。但你的礼物远道而来如此诚心，就叫相关部门收着吧。
乾隆拒绝了英吉利王国的所有要求，还怕他们不死心，于是苦口婆心地站在英吉利国王的角度上，追了一段“勿谓言之不预也”：
“以上所谕各条，原因尔使臣之妄说，尔国王或未能深悉天朝体制，并非有意妄干……况尔国王僻处重洋，输诚纳贡，朕之锡予优嘉，倍于他国。今尔使臣所恳各条，不但于天朝法制攸关，即为尔国王谋，亦俱无益难行之事，兹再明白晓谕。尔国王当仰体朕心，永远遵奉，共用太平之福。若经此次详谕后，尔国王或误听尔臣下之言，任从夷商将货船驶至浙江天津地方，欲求上岸交易，天朝法制森严，各处守土文武，恪遵功令。尔国船只到彼，该处文武必不肯令其停留，定当立时驱逐出洋。未免尔国夷商徒劳往返，勿谓言之不预也。其凛遵毋忽，特此再谕。”
这段道出了乾隆皇帝的真心话：“嗨，都是做主子的，做生意干啥啊？！你好好日子不过，千万别被奴才们给骗了！”
鸦片战争与马克沁机枪
几十年以后，年鸦片战争起，强盛东方天朝的神话就彻底破灭了。
在英国议会辩论鸦片战争的过程中，有一个下议院议员发生了关键的作用，他叫托马斯·斯当东。斯当东曾经随父成为马嘎尔尼使团中的一员，那年他刚13岁，因为会得几句中文，觐见时还得到了乾隆的赏赐。斯当东以其亲眼所见清朝的不堪一击，力主英国对天朝动武，后人感慨道：大清朝的衰落，皇帝大臣们不晓得，却连个孩子也瞒不住。
天朝怎么输的，细节归因就太复杂了。英国诗人、*治家贝洛克年在一首诗中总结道：
无论发生什么，我们有马克沁机枪，而他们没有。
但其实，马克沁机枪年才被英国人发明出来，它是第一款真正意义的全自动机枪，每分钟可以射出发子弹，号称“战场绞肉机”。
极其讽刺和残忍的是，马克沁机枪后来被列强纷纷仿制和改进。年，一战的索姆河战役，德国*队用马克沁机枪在一天中就杀死了00名英国士兵。年，一些英国人做了个“集体活人雕塑”，纪念这些无辜的生命。
要知道在历史上，一战时欧洲王室大多都是亲戚，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是英国国王乔治五世的表哥。面对索姆河战役英*伤亡45万人，年7月17日，乔治五世为表明与德国君主决裂，改姓“温莎”。后来，一战以英国所在的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终，欧洲大陆纷纷放弃君主、改建共和时，只改了个姓的温莎王室居然赢得了英国人的热烈拥戴。
除了西方恃强凌弱的征服，还有列强分赃不均的争霸，人类近代历史就是这样不堪。
西方将主宰多久
进入21世纪，斯坦福大学的伊恩·莫里斯以《枪炮、细菌和钢铁》为榜样，试图创造一种文明定量的方式，来研究东方和西方在万年历史长河中的此消彼长。他写了一本《西方将主宰多久》，并配上一本《文明的度量》详述他的定量方法。
莫里斯所称的“文明”，专指社会达成目标的能力。因此他把文明分成了四个要素：
能量获取：每人每日获取利用的能量；社会组织：用最大城市的人口规模来间接度量；战争能力：借鉴战争游戏中对战斗力的评估方式：兵力、武器、机动性、防御、后勤、士气、指挥等等要素；信息技术：衡量当时的信息技术（读写计算）水平和平均掌握程度。
莫里斯的结论是，在过去多年里，西方只有在5世纪到17世纪这段时间落后于东方。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是地理因素：只要条件具备，大西洋边陲的西欧一定会驶向新大陆，从而激活了整个西方社会。
紧接着，莫里斯还做出了惊人的预言：东方将于年反超西方，彻底结束西方的统治。
莫里斯的错误
看了莫里斯的大作，作为东方人的我竟然毫无期待和自豪感。他把文明定义为“社会达成目标的能力”，可是——
是否存在一个恒定的“社会目标”？腐朽的慈禧以及不可一世的希特勒，都可以调动整个社会和*队为其送死，他们的目标是“社会目标”吗？如果说慈禧和希特勒是邪恶的，那么发动鸦片战争以及后来把英*士兵送上索姆河战役的英国*治家们就正义吗？今天的人类算是几个社会？几百年前的全球殖民和东西方碰撞，确实有几分外星文明碰面的感觉，彼此都太陌生。而今天的信息扁平化、经济全球化时代，难道人类不是一个社会吗？这时候还需要依靠“确保摧毁对方”的*事能力来求得和平，是缺乏智慧还是某种阴谋？
莫里斯把国家社会竞争冠以“文明”，陷入了“成王败寇”的陷阱，他的研究受制于文明观和历史观，终于难望《枪炮、细菌与钢铁》的项背。
“启蒙运动之父”伏尔泰说：
只有哲学家才配写历史。在所有国家里，历史都被虚无的故事扭曲了，直到最后哲学家出来启迪人们。当他们最终到达黑暗之中时，他们发现人类的心灵已经被错误蒙蔽数个世纪，很难醒悟；他们发现庆典、事实和纪念碑一堆一堆的，只为了证明谎言。
其实，中国古代也有人敏锐地发现，“兴与亡”只是权力和财富的游戏。
峰峦如聚，
波涛如怒，
山河表里潼关路。
望西都，
意踌躇。
伤心秦汉经行处，
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元·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